潘文国：书读古今 语通中外

　　学人小传

　　潘文国，浙江宁海人，1944年生于上海。语言学家，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1967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1981年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外汉语系（对外汉语学院）。著有《韵图考》《汉语音韵学引论》《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构词法对比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等，发表论文300余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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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潘文国（右）在英国拜访《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斯及其夫人。作者供图

　　 【求索】

　　 “黄忠廉，大会总结你来做？！”是问？是令？在会议茶歇室，当着一众专家学者的面，潘文国就这么定了。这事发生在2002年，一场全国博士生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他是承办方负责人之一。

　　 “好的！”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完了，不能轻松听会了。两天的会，我老老实实听完，宏观勾勒，微观抓新，大会闭幕式那天，以《七大问题 三大特点》做了小结，但愿未负信任。

　　“过渡的一代”

　　 “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只是过渡的一代，我们既缺乏前辈那样的扎实功底和深厚学养，又缺乏年轻人那样的闯劲和视野。”潘文国此话既是谦辞，也是内心真言。

　　 潘文国生于上海，启蒙早，识字多，少时读书泛而杂，未经系统的国学教育，却迷上了古典文学，不事新诗，独爱旧体。入高中，对古诗的兴致未减，还爱上了数学，身为学习委员，他组织几位同学将数学教材内容与公式列表汇总，供全班使用。

　　 他与中外语文结缘，得益于高中时三位语文老师的青睐与传递接力棒式的培养，作文常被当作范文朗读。受英语启蒙老师金峰从语音到气质三年一贯的深刻影响，高中才学英语的他成绩长期位列全班第一，班主任夸他是双语“绝对权威”。这可是对一位少年的最高褒奖！

　　 年少的潘文国就已懂得读课外书的重要。中学时代，他阅读的种类与数量均超越同班同学。他负责全班图书借阅，同学交来的借书单就是他的参考书目。他借读同学所读之书，扩展了阅读面，明确了阅读点，进而积累了阅读量，广涉中外文学、历史传记、音乐、美术、科普常识等。视野开阔的优势，一直保持至今。

　　 1962年考大学，他选复旦。文理俱佳，他最终入了外文系。大学五年，他学得如痴如醉，毕业赶上“文革”，等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被分配至江西一所公社中学，教的却是语文。后来恢复外语教学，他被调至南昌师范学校，才开始教英语。1978年他考研回沪，1981年留华东师大任教，1988年留学英国，如期归来。面对有人“为何不留在英国”的不解之问，他答曰：“I love English, but I love Chinese more.”（我爱英文，但我更爱中文）“中国人学外语，学外语为中国。”学人爱国，学术报国始于所爱，没有比这更能表达他心迹的回答了。

　　 潘文国虽然自谦是“过渡的一代”，却是幸运而幸福的。人生之幸莫过于圆梦，尤其是实现夙愿。少年多梦，高三写的作文里，他梦想用英文向全球译介中国古典文学，那是1962年。时隔几十载，一语成真！近十年来，他初心复燃，将研究兴趣转至中国文化外译。回首过去，他不禁感叹：“我的‘古今中外’，其实在那时已埋下了种子。”60余年来，他先学英语，后教研汉语，研究语学，兼涉译学，跨入文学文化外译领域。九九归一，人生轨迹与事业发展的逻辑高度合一，经典外译成其“最好归宿”，他圆圆地画了一个完美的圈，恰如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前会长罗选民所言：“文国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博古通今和兼赅中外为特色，在学界独树一帜。”

　　“扬长避锋”

　　 超凡之人必有超凡之道。潘文国少时读书成长已有所不同，问学生涯也迥异于常规，往往有意避开或偏离寻常进路，独辟蹊径。最典型的要数1978年他报考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时的选择。英语专业毕业的他，教过英语，报考本专业当是最佳之选，可他却转报了冷门的汉语音韵学。“其实这是我的‘扬长避锋’之举”——他认为偏锋取胜的概率更大，原因有四：不想与返城的同窗挤独木桥；音韵学自己不懂，多数中文专业的学生也不太懂；自信有古诗词基础；外语绝对占优。结果他完胜，以全校总分第一考入。众所周知，汉语音韵学至今仍属“冷门绝学”。这颗剑走偏锋而最终得胜的大脑，是何等清醒！

　　 读研之始他就钻音韵学，语学研究开启于微观，即音韵学理论的核心——等韵学。其硕士论文《韵图考》居然写了17万字，起步就与众不同，完全是硕士自当博士读！可见其抓本、溯源与攻坚的意识。这种敢啃硬骨头的意志奠定了他科研高起点的基础。

　　 面对其学术成就，我们曾认为，不研究更多具体问题、有别于当下研究的主流，不是他不能为，而是来不及为，因为他读硕时已是34岁。事实上我们误解了——潘文国清醒地认识到，“散钱”固然重要，“钱串子”更重要。他不仅研究一般问题，更侧重于研究规律性问题。他特意追究宏观性，由木见林，跃居高端通观全局，几十年坚持宏观重于中观与微观，汉语研究如此，汉英对比研究亦如此，翻译研究更如此。这种战略格局对学界具有引领性作用。

　　 潘文国爱走“偏锋”，既是学来的，也是悟得的。他入复旦时，外文系名师云集，而令其念念不忘的是三年级精读课老师刘德中。与重课文内容的主流不同，刘氏“中心词开花法”偏重词义和用法。越到后来，潘文国越认定这是最佳英语教学法，理由很充分：英语语法章法相对简单，“再笨的人一两年也学会了”；而词汇与习惯用法“是要终生花气力的”，至于课文，“本来只是起个引导作用”，将重点定于回答课文内容，他认为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因为有如此特立独行的老师，才有如此清醒的学生，难怪复旦诞生了葛传椝、陆国强、陆谷孙等一批词汇学或辞书大家。

　　 习得的偏方成了问学良方。研究生毕业后，他教了七年古汉语，“中心词开花法”用得得心应手，进而发现由音韵而文字，循字、词、句、章、篇之次而贯通全文，是古文学习的基本方略。他继续深掘，发现中外语文学习相通之处并非语法，而是字词。这一偏得催生了潘氏“字本位”观。于此之中，他广读古籍，夯实小学基础，扩展国学知识，正如他所言：“我从小学入手的途径却与时下很多谈国学的学者不同，从字词入手更容易有新的发现和创见。”

　　 潘氏的研究成果，不是三五万字的长文，就是对研究作鸟瞰，或是将文章扩展成书。1988年，他留学英国，合作导师建议他系统研究构词法。导师之一现身说法：研究问题，须全面透彻地掌握资料。于是他放弃写零星论文的念头，尽力找全海内外文献700余篇（部），耗时近两年，摘录的内容、写下的笔记达数千页，以此为基直接著书。一年后回国，仅完成的综述就超过40万字，他索性先行将其单独出版，得《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正是这难得的训练，奠定了潘文国善于综观、梳理归纳、掌控全局的思维能力，而这一能力至今仍为中国语言学界所亟须。

　　 与统括能力相伴而生的，是史料整理能力。他深刻认识到：“一定要重视基本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有时需要用一些最笨的方法，做最枯燥的工作。”潘氏研究方法的特色是穷尽史料，以梳理激活史料，继而慢工出细活、出精活，看似“笨”，成就却大。所练的功夫看似“偏”，实为硬功、基本功。

　　 英汉互译，他也有所偏向，“以汉语为本体”始终是其所持的立场。中国文化“走出去”，他早已践行，还有代表作——上下两册的巨著《中籍英译通论》。理论与实践，他又是典型的知行合一者。他汉英互译方面的译作有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1998）、《赫兹列散文精选》（1999）、《朱熹的自然哲学》（2003）等，他以“深入浅出”解析汉籍英译的过程：“深入”，指理解汉语原文要深刻；“浅出”，指理解原作后用浅易且便于接受的英语表达，既求地道，又适度转化。

　　 潘氏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于教育观，如“本科打基础，实践能力为主；硕士生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士生以纯理论为主。考本科看学校，考硕士看专业，考博士看导师”，本科阶段重氛围与基础，硕士阶段重专业与人生规划，博士阶段重经师更重人师。

　　 上述种种，看似避“锋”，实在磨“锋”，或在隆“峰”。他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甚至是汉外互译的研究之路，《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题记，足以显其志。

　　“我基本上做到了”

　　 自步入语言研究领域之初，潘文国就明确了目标与主张，一定要做到“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化打通”。回眸来路，他说“我基本上做到了”，充满了学术自信与人生豪情。

　　 中国语言学界历来存在“两张皮”现象。所谓“两张皮”，即外语界与汉语界“老死不相往来”，吕叔湘、许国璋、王宗炎等前辈都曾对此作出批评。潘文国则指出古今汉语研究、语言与文学研究也是“两张皮”。“两张皮”见木不见林，既阻碍各自研究的深入，也难窥研究对象的真正面貌。潘氏“三个打通”正是以此为“的”而放矢。

　　 前述“三个打通”与潘氏的成长一脉相承。首先，他做到了学贯古今，其成长过程即是佐证。此外，面对典籍英译“两头热，中间冷”，潘文国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期，不探研宋代，难明中国之根本。为此，他身体力行，主编“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丛书，填补对外英译的空白，推动文化“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远播全球。他约请杨国荣、庄辉明、陈引驰、陈大康等知名学者撰写介绍《朱子全书》《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的专书，再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英语专家将其译成英文。在这套丛书中，他亲自译介了《〈朱子全书〉及其传承》，以作范例。

　　 汉语研究是潘文国的本业与基业，其古今研究代表作有《韵图考》（1997）、《汉语音韵学引论》（199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993，2004）等。最后一本绘就了汉语构词法研究“五合一”的新格局，即汉语构词法由析词法、借词法、造词法、分词法与用词法五部分组成。该书1993年在台湾首次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为其在海外中国语言学界奠定了地位。

　　 潘氏学通中外的成就更是享誉汉外语两界，主要体现为中外文化对比研究。其代表作多部，如1990年的《汉英构词法对比研究》灼见频出：对比以汉语为本体；汉英基于单向重双向；宏观对比更重要；汉语语法“隐”而“柔”，英语语法“显”而“刚”；宜从哲学与思维层面认识语言；音义互动……在此基础上，潘文国1997年推出了《汉英语对比纲要》，2006年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继而上升至历史与哲学的高度，总的观点为“对比语言学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在所对比的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背后的、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性，以此来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友好相处并进行互相交际的基础”。

　　 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潘文国探索与发展了语言研究的“中国路子”，还催生了“副产品”——译学研究。他从语言到文章，以文章学重释严复的“信、达、雅”，启用传统术语“义、体、气”，创建了中国特色鲜明的“文章（学）翻译学”，令译学界耳目一新。同济大学教授陈琳认为他提出的“翻译就是做文章”的论断“凸显了翻译的书写性与创作性，强调了译文的文采性与文体性”。上海大学教授尚新综观其成就，说：“他对中华优秀传统的传扬，有机融合了国际前沿研究，成就了先生在国内及国际上的‘一家之言’，树立了其所涉研究领域的‘中国气派’。”

　　 古今中外的会通多基于语文打通。在此，“语文”囊括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乃至语言文明。古今中外语文研究，潘文国一直耕耘于这五个层面，只是时分古今、地分中外而已。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期间，他一直强调：语言要中西相较，比其差异；文化要中西有机结合，取长补短；理论要放眼全球，不可偏食。早在2006年，潘文国就撰文《语言学是人学》，并断言：语言学须定位于人文学科，研究应体现人文关怀。

　　 正是从中国文化外译出发，他深究了“中国文化”问题，以传统目录学为罗盘，全面梳理中国文化，汇成《经典通诠：经史子集的文化释读》一书，指出“经史子集”四部体系铸就了中国文化框架，并贯穿了“国家治理”精神。潘文国如同桥梁，跨越中外语文两岸，促进了中外思想与文化的交通。2002年他访学英国，合作导师蒙娜·贝克教授对潘文国敬重有加，破例将办公室让他使用半年。据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赵文静回忆，访英期间潘文国多次应邀到多所高校演讲，访学成了讲学，促进了中西语文的深度交融。

　　 凭借“三个打通”，潘文国在古今中外语文研究中游刃有余。他善选题、勇挑战、敢批判，频发学术之声。譬如，针对文化外译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文化输出的新思路，即“重返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架构”“理清源流”“精读原典”“正校译名”，再经“会通”以达“超胜”，闻者叹服。

　　 潘文国崇尚“诚”字，待人以诚，为学亦以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贯穿其学术研究与著述全过程。譬如，他关注中文使用状态，为化解中文困境提出系列对策。对学科分类过细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注重“宽”“广”的教育，而非只重领域的深度研究。他强调应立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翻译的重要性，主张从汉语与中国文化本位出发，关注那些涉及中国文化核心内容与核心价值的非文学作品。

　　 他坚信真理，有一说一，言皆由衷。古今中外，他都持理针砭，直抒己见。在西方学界影响甚大的“语言工具论”“语言自治论”等均是他批评的靶子。面对中国现代语言研究与传统渐行渐远的状况，潘文国深为担忧。他认为，中国语言学尚无本体语言学和语言理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学界坚定而持久的努力。他批评语文庸俗化、重语轻文、厚今薄古、“科学主义”、语法中心等，呼吁从实践到理论、从传统到现当代都要立足中国，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特色语言学。他多次强调要摆脱对西方论说的过度依赖，尖锐指出：有人过于崇拜西方理论学说，“视国外为国际水平，奉西方为学术前沿”，缺乏民族情怀与自我认可。河南大学教授牛保义因此评价他“学术眼光犀利，具有大家风范的学术霸气，敢于挑战常识和开创新路，具有强烈的学术勇气”。

　　“读译书屋”

　　 潘文国给人的直观印象是：语速快，思维快。他有口才，笔头也厉害，能把思想说得清、写得明，又富有文采。文章篇篇有看头，著作部部有内涵，不说大话，更无假话。所谈皆为真问题，不用或少用描述性词语，多用准确的科学术语，读来又不感觉枯燥，以至复旦大学教授何刚强说潘文国“是一位才子型学者，他的文字充满灵动和美感”。

　　 在我们看来，他是活在当下的古人，身上有股“士”气。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戴汝潜介绍，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潘文国批驳一些他不认同的所谓“理论”，批得极有风度与气度，口吻一如既往不温不火，儒雅而睿智。

　　 2023年，潘文国把家搬进养老社区。那个社区环境幽雅，风景宜人，医、食、住等一应俱全，他抛开万事纷扰，只管“好好活着”。“好好”二字，就是读好、译好、写好中外书文。社区里还有一道因他而生的别样风景——“读译书屋”：一张茶几，一圈沙发，四壁一万余册图书皆由他献出，既自用，也供他人品读。在窗的两旁，他自题一联“读今读古通千载，译外译中会万邦”。

　　 潘文国一直在中外学术间披荆斩棘，在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傅勇林眼里，他做到了“‘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发前人所未发，开一代学风’‘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以通途’”。因其博学广识，晓古知今，通达多科，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寅别出心裁，送了他一个亲切的雅号——“潘子”。

　　 （作者：黄忠廉、南美兰，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