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

经学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向度的空间。就知识类型而言，经学作为一种思想性与教化性兼备的知识体系，滋养着诗学；诗学作为一种感悟性和审美性并重的知识体系，延伸着经学。就文化传统而言，地位尊崇的经学在向下灌注着诗学的过程中延伸了文艺向度；而诗学在向上托举着经学的过程中则提升了伦理高度。故而古人既有所谓“诗篇虽小技，其原本经史”（朱彝尊《斋中读书》）与“声诗之道本乎风教”（王鸣盛《魏生诗序》）诸说，又有所谓“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与“老师钜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俞樾《余莲村劝善杂剧序》）诸论。可以说，诗学因有经学向度而更具崇高感，经学因有诗学向度而更具渗透力。

经学的“诗学向度”存在于儒家核心经典的基因和本体中。正如刘勰所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推广而言，“经”及经学都是“性灵镕匠，文章奥府”。“十三经”中除因“最附深衷”而与诗学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诗经》之外，其他十二经也触及诸多对诗学影响深远的命题。例如《周易》比类取象、《尚书》“诗言志，歌永言”、《春秋》属词比事、《左传》歌诗必类等表述就具有鲜明的表现论色彩，又如《春秋》微言大义、《左传》赋诗言志、《论语》兴观群怨等论点也涉及重要的功能论命题，而《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方法，更是成为接受论中的经典模式。

经学的“诗学向度”根源于“天人合一”且“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经学虽“天”“人”并重，但“天”只有被“人”化才能获得理解形式与功能价值。换言之，对“天”的关注本质上仍是对“人”的关注；而“诗”是公认的表现“人”的本质特征如精神、情志、心灵等最直接、最深入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王通曰：“《诗》者，民之性情也。”刘熙载综合二说，提出“诗为天人之合”（《艺概》卷二）的论断，实际是在“天”“人”并重的同时凸显了“人”的重要性，且将经学的诗学向度问题顺理成章地推演为诗学理论命题。

诗学的“经学向度”浸润于中国诗学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从《离骚》的香草美人到汉大赋的“造构文辞，终以讽劝”（《后汉书·班固传》），再到杜诗的“致君尧舜”和“大庇天下”，纯美的形式必须蕴含纯正的义理，才能具备成为经典的合法性。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五、七言古体或律体诗的创作与批评中，还进一步体现在歌谣、颂赞、词曲乃至戏剧、绘画的创作与批评中。例如，历来被视为“小道”的词，清人在尊体运动中往往从经学中寻找理论资源，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其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张惠言认为词之“低徊要眇”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相近（《词选序》），焦循更是认为词与诗一样因能补救经学导致的“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而“有益于经学不浅”（《词说一》），这些批评使诗学的经学向度内涵更加丰富。

诗学的“经学向度”根植于人类普遍的崇高心理。正如孔颖达所言：“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毛诗注疏·诗谱序》）诗之“承”义指向国政之善恶，“志”义指向关切生民之心理，“持”义指向道德情操之修养，三训相承相合，同时蕴含了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虽然中西方“诗学”的概念内涵有所区别，但是它们都旨在以富于美感和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人类的心灵、情志与道德，进而发掘人性、理性与美德。这些具有崇高感的追求，是经学的题中之义，也是诗学无法忽视的功能目的。

经学与诗学之间至少存在三座最为显眼的沟通桥梁。第一座桥梁是《诗经》学。《诗经》既是经学文本又是诗学文本，正如贺贻孙所言“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者不可与言经”（《诗触》卷一），由《诗经》学引发的四始六义、温柔敦厚、美刺比兴等命题，就是经学与诗学交融互渗的表征。第二座桥梁是音乐学。虽然《乐经》失传，但乐一直是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正如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音乐精神早已融入经学的血液中。而中国古代诗歌也离不开音乐，且不说与乐相表里、可“被之管弦”的“诗三百”和汉乐府，就是后来那些看似脱离了外在音乐形态的“纯诗”，也离不开声韵、格律等内在音乐性的支撑。第三座桥梁是音韵学。东汉时期即已萌芽的音韵学，其研究对象是《诗经》《楚辞》等诗歌文本，但同时它又隶属传统小学范畴，而小学乃经学之辅翼，朱骏声言“古无韵书，《书》《易》《诗》《骚》即韵书也”（《古今韵准自序》），表明了诗学与经学在音韵学中会通交融的情形。

三座桥梁间也有彼此互通的理路。因“《诗》者，乐之章也”（朱熹《四书或问》），故《诗经》学可与乐学通；因“《诗》三百篇，声韵之至善者也”（钱大昕《杜诗双声叠韵谱序》），故《诗经》学可与音韵学通；因“阴阳律吕相生不已，为韵学鼻祖”（钱陈群《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故音韵学可与乐学通。三座桥梁所以相通之理，李塨已有所思考：“《诗》之为道，内出于言而外成于乐，言心声也，诗者言之有韵者也。”（《孙氏诗钵序》）心声、言、韵、诗、乐，构成一条链式展开的互通理路。如果将经学与诗学比作一条河流的两岸，那么两岸因《诗经》学、音乐学、音韵学这三座重要桥梁而得以交通，三座桥梁又因沟通两岸而彼此关联。就同时蕴含经学和诗学的质素而各具本体独特性来说，三座桥梁是“同质异构”的存在；就共同生长于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且起沟通作用而言，三座桥梁又是“同生共构”的存在。

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呼唤创新性的理论表达。学界在“经学与诗学”这个大课题下已经产生不少创新性的理论表达。例如，“经学之于诗学是一种生生之源的关系”（刘运好，2018年），儒学与诗学存在“同质异构现象”（李贵生，2009年），在“儒学与诗学之间”开辟文化诗学路向（李春青，2015年），在清代《诗经》学与诗学之间“找到一个新的运思空间”（孙兴义，2011年），将乾嘉时期的经学与文学视作“相互凝视”的关联域（刘奕，2012年），焦循的诗学思想与其经学思想“相互影响、同生共构”（蒋京恩，2018年），等等。大量成功的研究案例表明经学与诗学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互为向度的空间。不过，虽然学者们已关注到经学与诗学的关联域，但尚未明确指出该空间、场域内部的逻辑构型。而将经学与诗学的关系置于互为向度的空间内加以观照，并进而发现一些沟通二者的重要桥梁，可以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可将“经学诗学”作为统摄性概念。经学是以儒家核心典籍为基础，以探寻这些典籍的永恒性、合理性之精义为指向的一种“知识型”，它既是“经学诗学”的思想源泉又是其理论指归。诗学有广义与狭义二种，广义的诗学近似于“文艺学”或“美学”；至于狭义的诗学，即是诗歌之学。在实际研究中既应关注与经学相关的广义诗学的延展性，又应尊重与经学相关的狭义诗学的存在感。将“经学诗学”作为统摄性概念观照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可以增强其中一些重要命题的分析有效性。因为它可以将大量颇具灼见的描述性表达概念化，进而使一系列相关分题归并为一个范畴清晰的合题。

（作者：黄金灿，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