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尼山论坛丨王国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世界贡献哪些智慧？

　　 中新社 合肥7月10日电 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世界贡献哪些智慧？

　　——专访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国良

　　 中新社 记者 张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倡议，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文明交流互鉴平台。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题。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意识、仁义思想、天下主义思想能为世界贡献哪些智慧？对此，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国良此前接受了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意识如何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进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环境保护的伦理共识？

　　王国良：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意识，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自然本质同源。人应顺应自然，根据自然的节律而生活。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律、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虞”“衡”等机构，专门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

　　西方环境伦理学概括起来有两个学派，即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高于自然，是基于“万物一体”的观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把爱护自然、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看成爱护人自己一样。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讲保护自然，主要是为了利用自然，把自然看成工具和消费资源。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绝对平等，片面强调自然权利、动物权利，不许人类有节制地利用森林草木、捕鱼捉虾、宰杀家禽，这是片面极端的观点，在共同促进全球环境保护的伦理共识中，应注意摒弃其片面极端之处。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西方自然保护运动时断时续，产生众多生态环境伦理学的流派和著作，对保护环境、保护动物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有不少合理和现实价值，践行价值，值得我们吸取借鉴。

　　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趋向认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差别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在自然之中生存”的合理生态思维。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这方面的确也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弘扬崇尚自然的思想，有助于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中新社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思想，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独特视角？

　　王国良：仁义是儒家文化基本价值观。“仁”的基本内涵是普遍关爱人类，并延伸到对自然万物的一体关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平等爱人可说是仁的基本含义。“义”的基本内涵是“适宜”，延伸为恰当、公平、公正，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儒家判断是非有一个标准，即“义以为上”，见利应该思义，义就是适宜正当的行为。

　　仁与义相结合，展现中国的智慧，“仁”主要讲关爱，讲友善，“义”主要讲原则，讲底线。由仁义形成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并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仁义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交往中创发出“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等新观念，在国际交往中创发出“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观念。

　　西方基督教教义有“博爱”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爱上帝、爱自己、爱他人。“博爱”精神中“爱他人”的方面，有许多说教与中国“仁爱”内涵相近相通。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本来应该显示出巨大的存在价值，对群体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但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博爱精神”在西方的价值世界中被忽视了。

　　中华文化中“讲仁爱”的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中的仁爱可以吸收包容西方文明中“博爱”精神的合理价值，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新社 记者：传统的天下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有何体现？

　　王国良：天下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主张破除种族、宗教、国家的界限，以达成天下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建立。天下主义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许多思想家都不以种族、国家为念，而是着眼于全天下而提出政治理想、思想学说，并以安定天下、引导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为己任。天下主义通过《易传》《大学》《中庸》《春秋·公羊传》的阐释而成为系统的文化主义原理，对后世思想文化观念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

　　天下主义观念还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伟大信念。“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天下主义强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依靠文明德教使“远人”心悦诚服，而非凭恃武力战胜征服。天下主义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西方近代纷争不断，由此产生处理各国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霸权主义紧密联系，即所谓“霸权周期理论”，认同每一个时代都应有一个在经济军事实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宰国际关系。而实际上，在霸权主宰下的国际关系，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由此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不平等的国际秩序。

　　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天下主义的当代表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主张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从天下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完)

　　受访者简介：

　　王国良，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返聘)，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第二批)，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安徽省孟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庄子研究会会长，出版著译校七部，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