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谭佳: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龙有何异同?

发布时间:2024-12-09 10:12:46 来源: sp20241209

   中新社 北京3月15日电 题: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龙有何异同?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谭佳

   中新社 记者 孙自法

  2024年是甲辰龙年,对龙的关注与讨论一直在持续。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作品中,龙的形象有怎样的呈现?自古至今有何发展变化?从东到西,龙的描述有何异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专家谭佳研究员近日在北京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独家专访,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龙进行梳理和解读。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我们经常谈中国龙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考古、习俗、艺术等。与这些领域相比,龙的文学话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谭佳:龙在中国文学中的呈现,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它参与并体现着龙文化发展的基本轮廓:本土形成、佛教东传和道教兴盛后的发展、现代传媒兴起后的多元融合。

汉字“龙”的演变。上图为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绿松石龙形器与青铜铃。受访者供图

  同时,龙文学自带张力与特点,在龙文化中独树一帜。相比其他领域,中国文学中的龙,高度体现中国文艺精神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抱负、性格情操、想象能力,以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观念等。

  概括而言,文学作品里的中国龙具有“十全十美”特点:一是最古老,最未来;二是能现实主义,能浪漫主义;三是最奇幻,最风靡;四是能圣能俗,能上天能入渊;五是能雌能雄,能阴能阳;六是最有人缘,“好友”最多(如形成龙马精神、龙腾虎跃、龙凤吉祥等固定的文学意象);七是最有团结力和凝聚性;八是最有跨文化性和可比性;九是最有传播性和共鸣感;十是龙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动物,被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图腾。

火龙钢花表演。佟郁 摄

   中新社 记者:东西方最早出现龙的文学作品分别是什么?各自描述出怎样的龙形象?

  谭佳:从狭义文学观出发,我们能捕捉到的东西方最早相关文学作品分别是《诗经》与由《奥德赛》《伊利亚特》组成的“荷马史诗”。龙在二者中的使用,代表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不同文化气质。

  《诗经》中的“龙”常等于“宠”,如《商颂·长发》有“何天之龙,敷奏其勇”;《郑笺》有“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周颂·酌》有“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小雅·蓼萧》有“既见君子,为龙为光”等。这些“龙”虽借为“宠”,但可以看到它最初的神圣感和道德意味。此外,《诗经》还出现龙旗、龙纹的描绘,如《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商颂·玄鸟》“龙旂十乘”、《鲁颂·閟宫》“龙旂承祀”等。

谭佳研究员参加“‘龙年说龙:中国龙的文化阐释’社科青年思享会”,介绍《文学里的中国龙》。受访者 供图

  在古希腊语中,“龙”和“大蛇”是同一个词语,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龙形象大多也是巨大的蛇。如《伊利亚特》第二卷提到,“一条背生血红鳞片的长蛇由奥林波斯大神送到阳光里,从祭坛下冲出……小鸟可怜地啼叫,被蛇一一吞食”,并用巨蛇来预兆特洛伊战争会打十年;《伊利亚特》第三卷提到,“有如一个人在山谷中间遇见蟒蛇”。

  “荷马史诗”中这些蛇或龙,明显有魔力和保护功能,令人害怕和敬畏。《诗经》里的龙虽隐有天威感,但文学风格上追求中和,可敬但并不令人生畏。

   中新社 记者:作为中华文明代表,龙图腾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其在中国古代神话及文学艺术中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发展过程中有何重要变化,有哪些鲜明特色?

  谭佳:文学里的中国龙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本土形成,即东汉以前的龙形象,大多是能上天入地的神兽。除此之外,龙还作为天文意象出现在早期文字叙述中,如《周易》中提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可看出商周时期的天文与龙意象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学中龙的一个重要特点。到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庄子》《韩非子》中开始出现人养龙、龙杀(咬)人、屠龙等生动情节。在文学风格上影响很大的是《楚辞》,龙成为瑰丽想象的重要元素,屈原以乘龙升天喻示自己志向高洁。

汉代青龙瓦当。陈硕 摄

  秦汉大一统后,文学中的龙随时代发展进一步丰富,出现政治化、哲理化、神怪化等特点。政治化体现为衬托帝王的神圣,比如《史记》、汉赋中大量借龙来称赞王权;哲理化方面,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五》中的“叶公好龙”是典型例子;在神怪传统形成方面,《山海经》《淮南子》记载很多与龙相关的神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功能。

北京通州宋庄镇树美术馆“山海图纪”展览中呈现大量鱼、龙、凤作品,源于《山海经》中关于鱼龙变幻的传说。任海霞 摄 2024年上海豫园“山海奇豫记”海经篇龙年灯会,以《山海经》作为蓝本,呈现生肖龙与海洋动植物交织的奇境。陈玉宇 摄

  第二个阶段是佛教东传、道家兴起后的龙文学,龙从神物发展到具有丰富的人格化特征。隋唐明清时期,龙在文学叙事中更加丰富,不断通俗化、大众化,比如经常出现有关龙女、龙子、龙宫、龙床等的精彩描写;龙族的“势力”还有井、河、江、海的大小区别,与天宫、地府等一起,形成可与人间相对应的等级世界,《西游记》就是典型代表。

  作为诗词意象的龙也愈发成熟。比如李白诗歌创作中的龙形象千姿百态,是他济世安民、隐逸出世两种处世情怀的内在表现。在韩愈《龙说》、柳宗元《谪龙说》等作品中,以龙喻志的传统得到传承。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不仅设有《龙》篇,《罗刹海市》还描述了罗刹国、龙国这两个一切相反的国度,在龙的国度一切都是美好的,作者借此表达对现实的嘲讽和批判。

谭佳研究员参加“‘龙年说龙:中国龙的文化阐释’社科青年思享会”,介绍《文学里的中国龙》。受访者 供图 谭佳研究员参加“‘龙年说龙:中国龙的文化阐释’社科青年思享会”,介绍《文学里的中国龙》。受访者 供图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传媒兴起后,龙形象的多元融合。伴随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受西方文化影响,文学里的中国龙既有传统文化符号意象,也保留其佛道教意味,又不断融入西方文学的“屠龙”主题,不断走向大众化和类型化,如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当下,修仙、奇幻、穿越、科幻小说中都有龙的身影,中国涌现了很多以龙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作品,其中一些被译介到海外,起到很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作用。

  此外,围绕龙神话的研究,成为知识分子文艺追求和家国情怀的体现,这也是中国龙文学的一大特点。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家和批评家闻一多通过对龙神话的研究,以“龙图腾”发挥出团结鼓舞国民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台湾,文学中的龙元素也很常见,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享“龙脉”。

中国邮政发行《甲辰年》特种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天龙行健”和“辰龙献瑞”。泱波 摄

   中新社 记者:东西方神话及文学作品中的龙,相互间有何互动与影响?到了现当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龙将如何融合发展?

  谭佳:东西方龙神话及龙文学之间的影响,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如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观念,就是佛教东传和本土化之后才发展兴起的。隐性则是大量的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比如,从史前到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欧亚草原游牧社会中盛行各种统称为“格里芬”的有翼神兽形象,东传至中原后,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中国文学与神话叙事产生影响。

广西柳州市举行“龙王出游”活动,巡游队伍抬着龙王塑像沿柳江巡游。韦国政 摄

  在融合发展方面,西方龙的文学属性特点非常鲜明,对现当代的龙文学影响很大。

  西方神话中有丰富的龙形象,比如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在《神谱》里描述龙为地母盖亚之女所生,是一个蛇身仙女。随着《圣经》的巨大影响,尤其在中世纪,欧洲各地神话传说中丰富的龙,逐渐统一成有魔法的或邪恶的龙形象,贯穿在众多西方文艺作品中,屠龙成为一类经典主题。骑士文学和探险小说也特别喜欢使用龙意象,有助于体现主角的英雄形象和不凡经历。由此,西方文学的龙形象渐渐被固化:蜥蜴似的爪子和鳞片,有翼且会喷火的怪兽,它们守护财宝,贪婪凶狠,可能吃人并纵火。

  在此传统下,对龙魔力的强化、屠龙主题的不断延伸,仍是今天西方奇幻小说的特点,如《魔戒》系列中阿尔达的龙、《哈利·波特》系列中的火龙、《冰与火之歌》中与异鬼类似的龙等,它们基本属于魔法界的魔法生物。

美国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中的龙形象。王磊 摄

  当下,中国众多以屠龙为主的穿越小说、科幻小说也大多把龙视为神怪或魔法之物。在文学艺术的架构与主题方面,如何更好地呈现传统中国文学的龙特点,还可再深耕。中国文学的龙形象和龙主题所承载的天地精神、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发展,值得进一步挖掘。

   中新社 记者:您对东西方文学中龙形象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何研判?有什么期待?

  谭佳:东西方龙文学的未来发展态势,可以结合当下的文化变革来看。当今文化以网络电子媒介为核,在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AI)冲击下,人类自我表达和交流方式正在发生飞跃,纸媒写作和网络写作甚至AI写作并存。因此,不难判断,动漫化和影视化的龙,必然更快速普及于社会大众;有文化意味的“内涵”龙,和作为数据库写作素材而存在的“普通”龙并存;文以载道的龙和以电子游戏模式创作的龙同在;神圣的龙和萌味十足的龙并存。总之,非中心的、打破国别的、多元和跨界的龙文学,与旨在宏大叙事、有现实主义指涉的作品会平行发展。

  在这方面,我个人主张和而不同。文学创作应鼓励更深入的对话,增进交流互鉴。

  受访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谭佳研究员。孙自法 摄

  谭佳,哲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早期中国思想史、比较神话学、文学人类学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理事会副理事长,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种著述被翻译为英、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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