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陈林：深港文化交融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新社 深圳3月27日电 题：深港文化交融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专访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林

　　 中新社 记者 郭军

　　深圳与香港同宗同源，二者在文化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性。近年来，随着深港合作全方位推进，双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深港文化交流与互动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外界为之关注。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林博士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探讨深港文化的历史与源流、现状与特点，以及深港文化交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您认为深圳与香港在文化上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林：去年是新安建县450周年。新安县是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源头，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补”的过程。

　　地理上，深圳和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大山、大河、大海的交汇处，大山指莲花山余脉，大河指珠江口，大海则是南海。这种地形水势，与两地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安县设立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中国历史上的县大多抵海而止，唯有新安县当时全部县域面积都属于沿海地区和海岛，这反映了明朝中叶经略海洋的浓厚意识。海洋基因渗透到深港两地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直到19世纪中叶，深圳和香港同属一县，共同发展，这是二者同源的部分。

　　鸦片战争后，香港离开新安母体，相对独立发展，长达一个半世纪。因此，深港文化有同源的一面，也有分流的一面。

　　如今，香港已回归祖国20多年，正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与深圳一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应地，两地在文化发展上也进入了一个“同向互补”新阶段。

　　 中新社 记者：鸦片战争后，深港两地文化分流。就香港而言，文化发展受到哪些影响？

　　陈林：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战乱、政治和其他社会变革等原因，一批中国内地文化人纷纷来到香港，他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饶宗颐的国学，以及钱穆等人创办的新亚书院用中国传统书院的形式进行教育等等，这是香港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一方面使香港文化非常崇尚自由、法治；另一方面也导致市民的国家、民族意识严重不足。英国人只是把香港当作一个做生意的平台，一个类似自治领的地方，既不愿香港人有很强的中国人意识，也不愿香港人有很强的英国人意识。

　　再次，是香港社会生态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把香港视为移民海外的跳板，对香港社会并没有太强的认同意识。直到二战后，内地大批居民涌入香港，聚集在九龙半岛一带，逐渐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努力拼搏、守望相助的狮子山精神。同时，一批居住在太平山半山的华人精英，秉承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形成了太平山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种文化精神缔造了后来的香港。

　　香港作为移民城市，有发达的社团文化。各种庞大且实力雄厚的社团组织盘根错节，在政府与市民之间充当了粘合剂、润滑剂的角色。

　　 中新社 记者：您刚才说深港两地在文化发展上进入了一个“同向互补”的新阶段，具体怎么理解？

　　陈林：深港关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双城关系。两地关系由来已久，但在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前，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双城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地分治，更主要是规模不对等。1979年深圳撤县建市时，人口只有30万，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香港已是拥有500万人口的大都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居全世界前列。

　　真正意义上的深港双城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起，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是深圳向香港学习，主动接受香港辐射的阶段。双方好比“师徒关系”。

　　1997年以后，香港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这时候，深圳已跨入GDP千亿元人民币俱乐部行列，具备了一定的体量，而且经历近20年改革开放，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在双城关系中便增加了些底气。深港双城进入“兄弟关系”阶段，兄弟爬山，互通有无，各自努力。这个阶段持续20多年，充分体现了香港与内地城市在“一国两制”之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巨大张力。

　　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为标志，深港双城进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新阶段。2021年香港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可以理解为香港主动接受深圳等大湾区城市的辐射。双方各自的角色，既相互合作又各自发挥作用，最后会产生一种整体性的文化。

　　 中新社 记者：对于深港文化交融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路径选择，您有什么看法？

　　陈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的必然走向，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是最现实的平台和路径。从文化上讲，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对中国文化起到一种保存、反哺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南宋覆亡后，中原士人衣冠南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其次是岭南人大量下南洋、出海外，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商群体和华人社会，广泛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潮起珠江，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起到极大的助推、引领作用。

　　二是海洋文化。在传统思维里，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其实，中华文化的海洋基因同样悠远而强大，从秦始皇遣徐福东渡，到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再到明朝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国的海洋技术和海洋开发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因此，深港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站在一幅竖版中国地图前，深圳和香港不再是南国边陲，而是中华海洋大国的地理中心。

　　三是特区文化。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深圳是经济特区，都是特区。特区就要特别，要创新，要善于学习外面的成功经验，更要创造新的经验被别人学习。

　　四是移民文化。深圳和香港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通常都是富有创新意识、冒险意识的群体。

　　此外，还有“一国两制”文化、开放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商业文化，都是深港文化的特质，也是深港文化交融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现实路径。

　　 中新社 记者：您怎么看待深港文化交融发展的前景，未来二者会否融合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

　　陈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来深圳工作时间不长，但明显感受到一种文化即将爆发的势头。深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硬件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美术馆、歌剧院越来越多，街头、公园充满各种雕塑作品。软件建设也不遑多让，深圳读书月闻名海内外。再加上深圳经济发展好，创新意识强，也不排外，全国各地文化人陆续往这里集聚，这有点像当年的香港。香港曾一度被人称作文化沙漠，正是由于一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几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片文化繁荣的沃土。照这样的势头，深圳文化繁荣指日可待，深港文化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一抹亮色。

　　中国地域文化有几大显学，如敦煌学，演绎的是大漠孤烟的边塞文化；西藏学，体现雪域高原的意象；徽州学，让人联想到江南烟雨、小桥流水。这些都是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但里面还缺一块，就是浩瀚的海洋。随着深港文化的交融发展，会不会形成一个展现海洋意象的新学派呢？或许可以称之为“新安学”。

　　 中新社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您认为在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方面，深圳与香港应如何发挥各自特色？

　　陈林：共建人文湾区，深圳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着重在文化设施、文化氛围的打造上发力，并与香港加强交流。香港要保持自己传统的特色和优势，但不能故步自封，要密切关注内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变化，并在其中找到最佳的适应方式和发展契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两大国策的交汇互动。在湾区建设中，深圳和香港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极。香港和深圳的联动，不是简单的两个城市间的合作，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服务和引领整个内地，香港作为资深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联通全世界，深港合作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

　　香港文化比较关注细节把握，而深圳以及整个内地的文化比较注重宏观叙事。细节和宏观对深港文化未来发展都是需要的，双方如果能够把各自特色发挥出来，并得到对方认同和理解，就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完)

　　专家简介：

　　陈林，重庆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博士，研究员。深圳市政协党组成员，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供职于中央编译局、中央组织部、香港中联办，在北京、香港各生活了16年。出版论著、随笔、游记多部，著有《藏在地名里的香港》《深圳十峰：从山海阅读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