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 | 新型工业化，为什么是“关键任务”

　　编者按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如何科学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 刘 迪 本报记者

　　-嘉 宾：

　　李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

　　余典范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新型工业化，为什么是“关键任务”

　　主持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如何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余典范：中国式的新型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串联式”的工业化道路不同，我们在短时期内快速走过了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整体上是并联型、叠加型、压缩型的工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是叠加、同步推进的。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以来，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动态演进。一方面，全球竞争格局与技术竞争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等方面对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赶超跨越式的速度型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正处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也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新型工业化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的重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新型工业化必须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黄少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难以动摇的优势：第一，建成了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第二，通过生产能力的持续积累，几乎在各个工业部门都形成了规模经济。中国利用规模经济向全世界输出工业品，由此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工业体系存在软肋和不足，即缺乏主导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能力。中国工业体系亟需原始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才能真正掌握全球产业链主导权，形成自我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

　　新时代的新型工业化，要求中国回应好所面对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的新变化、新要求。内在需求表现为中国工业需要进行整体升级，即沿着“微笑曲线”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既要形成本国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能力，也要打造品牌能力和全球销售网络；外在压力表现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正在形成新赛道、新方向。因此，中国的工业不但要在传统赛道上努力升级，更要形成前沿原始创新能力，在新赛道上与技术先进国家展开颠覆性技术创新竞争。

　　李伟：新型工业化是总结国内外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科技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原有的工业化道路，又不同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工业化发展过程。

　　新型工业化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发展，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科技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物质技术支撑。

　　新型工业化是新兴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工业化道路。它改变了新兴国家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缺乏原始创新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低端对外依赖型的工业化模式。确立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新型工业化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工业化发展，创立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发展新模式，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不断完善、合作共赢不断增强的工业化发展新道路。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型工业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如何科学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

　　李伟：新型工业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与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任务和关键路径有效对接，确立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

　　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是基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的重要选择。我国正处在由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从规模导向型工业化走向高质量工业化的阶段性转变，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我国需要以新型工业化实现从主要依靠初级生产要素投入转向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从低水平的规模型扩张转向高水平的质量效益型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实现从中低端为主向中高端为主的升级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

　　美国等西方国家正采取加征关税、高技术产品断供等多种手段打压遏制中国；发达国家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跨国企业供应链布局由传统成本和效率导向，转向更加重视韧性和安全，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等新特征新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余典范：首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目前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阶段爬坡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非常重要，而工业化特别是高质量的工业化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一发展阶段，过快去工业化的经济体都陷入了增长的陷阱。其次，新型工业化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的重要抓手。工业化的理论逻辑在于生产要素等资源不断优化配置，从而引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从供给侧看，结构变化的重点在于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以科技创新开辟产业新赛道，实现工业化的内涵式发展。从需求侧看，必须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优化需求结构，以强大的国内市场铆住全球市场，发挥潜在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催生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最后，以新发展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应对当前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为以创新作为主驱动力、以协调发展作为新路径、以绿色低碳实现发展新底色、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新空间、以共享发展成果作为新目标。

　　黄少卿：个人认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应该是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的高水平工业化。

　　这一战略定位符合当前环境条件的变化。首先，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这要求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碳减排要求，也促使我国把绿色化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今天，信息技术革命已深入到人工智能革命阶段，在原有数字化、信息化基础之上，又对工业化提出了智能化的要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正在重塑全球工业生产模式，高技能劳动力和代表先进技术的智能设备相结合，必然成为未来工业生产的主流模式。因此，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型人才将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基础性条件。此外，考虑到当前全球政治环境相对动荡的局面，新型工业化也必须兼顾一些阶段特征，那就是确保整个工业体系的安全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余典范：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环境，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完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包容审慎的容错机制，营造企业愿闯敢闯能闯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准营、要素平等获取、公平执法对待、权益合法保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稳住民企预期和信心；打好“市场+规则”两张牌，增强对外企的长期吸引力，积极推动国内企业通过提升绿色环保、社会责任等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其次，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优化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打破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三，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发力点，激发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型工业化的基础是要素，而数据是最核心的要素资源。在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统筹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规范数据生产、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参与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奠定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价值。

　　黄少卿：落实新型工业化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一个完整的原始创新过程通常分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包括基础技术开发和竞争前技术开发)、产品和工艺开发、新产品导入市场这四个阶段，相应工作分别由科学家、工程与技术专家、产品工艺工程师和企业家来承担。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要兼顾这四个阶段。当前我国要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与竞争前技术开发两大核心领域发力，形成有利于科学繁荣的体制机制，调整好政府在促进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开发方面的角色定位，既要相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完善激励机制。此外，要在强化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激活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和有利于新产品导入市场的创业活动，从而确保“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持续进行。

　　李伟：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保持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巩固提升新能源汽车、光伏、移动通信、电力装备等领域全产业链优势，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动形成完整、先进、富有韧性的新型工业体系。

　　健全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新型创新基础设施。全面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突破产业链“卡点”“堵点”，畅通自主可控产业链；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入推进“强链补链稳链”；培育“链主”企业，带动强化产业链上下游，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链；强化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提升产业治理水平。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推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改革，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着力构建公平、包容、富有效率的产业治理体系。坚持开放合作、共赢发展，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努力推进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产业分工不断完善、合作共赢不断增强的新型工业化。

　　主持人：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如何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谋划、综合施策，汇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合力？

　　李伟：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性，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深化制度型开放，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吸引高水平的外资投向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中心等领域。

　　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有效把握我国区域间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作用，推动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合作，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领产业合理布局，优化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空间布局。

　　健全多层次人才供给机制，多层次的市场需求和新经济形态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高素质人才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支撑，需要破除阻碍人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形成人才发展良性循环，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强化人才培育的顶层设计，建立复合型人才跨部门协作机制。

　　余典范：推进新型工业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重点形成以下几方面的合力：

　　一是形成适合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力。特别是在“立”与“破”的过程中改革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是形成传统产业与新优势产业的合力。新型工业化并不是新兴产业独角戏的工业化，而是传统产业不断改造升级，新产业不断扩张，新旧产业不断融合、制造和服务双向融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前沿发展水平，为新产业涌现提供基础；通过科技创新和放松管制厚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土壤。

　　三是形成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合力。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也是全球产业政策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此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发挥产业政策的灵活性，注重促进研发、创新平台建设、竞争、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同时，从单点的产业政策向产业链政策转型，增强产业政策的整体性，注重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健全产业政策评价机制与退出机制。

　　黄少卿：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一重大战略，必须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大原则。

　　首先，市场充分竞争才能够高效率地推动原始创新。

　　其次，创新经济本质上是合约密集性经济，只有完善的法治环境才能确保新型工业化体系实现充分的分工与协作。

　　最后，新型工业化需要保持和外部世界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生产要素方面的充分流动和交换。

　　持续发力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两个发挥”，这是我国顺利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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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

　　新型工业化是基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的重要选择。我国正处在由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从规模导向型工业化走向高质量工业化的阶段性转变。新型工业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与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任务和关键路径有效对接。

　　余典范：

　　中国式的新型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串联式”的工业化道路不同，我们在短时期内快速走过了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整体上是并联型、叠加型、压缩型的工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是叠加、同步推进的。新型工业化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的重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决定了新型工业化必须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黄少卿：

　　落实新型工业化战略，就是要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当前，我国要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与竞争前技术开发两大核心领域发力，形成有利于科学繁荣的体制机制，调整好政府在促进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开发方面的角色定位，既要相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完善激励机制。在强化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激活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和有利于新产品导入市场的创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