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爪哇岛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融合

爪哇岛扼印度洋与东南亚咽喉要地，自古经贸发达，文化多元，人口稠密，今天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之一。爪哇岛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公元前后即有零星记载。2世纪始，爪哇岛已与我国有官方往来。《后汉书》记载，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王遣使贡献”。“叶调”是古代爪哇岛梵文名“Yavadvipa”的译音，为爪哇岛最早的国家。4世纪后，爪哇岛西部兴起达鲁玛（旧译多罗磨）、耶婆提、呵罗单（又译诃罗单）等国。东晋义熙八年（412年），高僧法显从狮子国取海路回国，途中遇风暴，曾在耶婆提国登陆。自此，爪哇岛之名日盛。爪哇岛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融合，对于理解中古时期的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有重要价值。

一

爪哇岛地处枢纽，商贸发达。中古时代伊始，岛上古国就已受惠于经贸。早在6世纪，岛上的诃陵国就成为连接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和巴厘岛的商贸纽带，《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地物产之丰富有详细记载，如《旧唐书·南蛮传》有云，诃陵王国曾多次遣使来唐，其中贞观十四年(640年)的贡品有频伽鸟、五色鹦鹉、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物。

7-10世纪，爪哇岛的贸易重心逐渐东移，这与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有关。7世纪始，室利佛逝王国在苏门答腊岛兴起，势力范围一度囊括爪哇岛西部。爪哇岛的商贸受到部分影响，不过，因盛产稻米之故，该岛仍维持相当发达的商贸地位。

爪哇岛中部有独特的岛国贸易管理体制。农民和工匠带着稻米、食盐、豆子和染料到集市卖给商贩们，后者与中间商交易，再经北部沿海港口的商人之手卖给外贸商，出口中国、印度、波斯等地。这一购销体系给印尼各港口带来实惠，避免了恶性竞争，为爪哇岛的繁荣提供稳定和平的环境。得益于此，爪哇岛在8世纪时出现了富有的夏连特拉王朝（又称“山地王朝”），势力范围一度扩大至岛外。

香料是爪哇岛的重要贸易品。爪哇岛人用稻米等物产从马鲁古群岛换得原料，制成香料后出口，成为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阇婆国》中，称此地“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须绢、皂续……交易”。

1025年，室利佛逝受到印度注辇王朝的侵袭，不得不放松对爪哇岛的控制，爪哇岛迅速发展成重要的贸易中心。《宋史·阇婆国传》称这里物产丰富，“产稻麻粟豆”，“煮海为盐，多鱼鳖鸡鸭羊，兼椎牛以食。果实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银，犀，牙，笺沉，檀香，茴香，胡椒，槟榔，硫磺，红花，苏木，亦务蚕织，有薄绢，丝绞，吉贝，布”。

爪哇岛的贸易辐射较广。从公元960年起，宋代瓷器开始经南海外销，贸易规模可媲美丝绸，爪哇岛是必经之地。在地中海地区，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在943年将其统治扩展到埃及，廓清了红海通道，亚洲香料得以畅通无阻地运抵地中海市场。阿拉伯人前来爪哇岛购买胡椒、香料和贵重木材，商人们也从古吉拉特(翟折罗)的坎贝带着印度布匹前来销售。宋代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阇婆国》中写道，“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其次乃诸国耳”。

1293年，满者伯夷借助元朝军事力量，成功推翻新柯沙里王国，建立满者伯夷王国。从1293年到1478年，该王国统治着马来群岛绝大部分地区，鼎盛时期的版图大约相当于室利佛逝王国的三倍，控制了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消除内地与港口间往来的障碍，将爪哇岛的对外贸易推向高峰。西欧社会的饮食在经历农业和商业革命后发生变化，添加亚洲香料成为一种饮食趋势，威尼斯商人将香料转运到欧洲市场，获利颇丰。

商业繁荣带来较高的货币化程度。税赋开始采用货币支付，依据明代《瀛涯胜览》中的描述，爪哇岛地区“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可见大量的中国铜钱输往爪哇岛。此外，地中海的金币通过中东和印度的商品一起流入爪哇岛。满者伯夷时代，铜钱成为爪哇岛的本土货币。

二

繁荣的国际贸易不仅为爪哇岛带来财富，还使得多种文化在此交汇。中古时期的爪哇岛深受印度文化影响。3-6世纪，爪哇岛西部的达鲁玛王国遗留的碑文显示，他们使用的是印度梵文，国王和贵族大都信奉婆罗门教。

在室利佛逝的鼎盛时期，即8世纪初到10世纪中期，爪哇岛中部的建筑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婆罗浮屠是该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表现，建造历时20余年。婆罗浮屠是印度梵文，意为“山丘上的佛塔”,其雕塑风格仿效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古典样式，同时又凸显印尼古代文明的形象，呈现出爪哇岛人生活和习俗的场景，堪称印度艺术与爪哇艺术结合的杰作。此外，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的墙壁上雕刻着印度《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但画法具有当地民族风格，墓主选择与其生前有联系的地区保护神作为化身，印度文化的信仰与当地祖先崇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庙宇、建筑也是国王显示其精神权威的重要场所。庙宇中的僧侣和祭司具有深厚的印度文化学识，他们设立了一些集祭祀、宗教、艺术和学习于一体的文化中心，向民众传授知识。

古代中国与爪哇岛的文化交流同样重要。其中，佛教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佛经的翻译是两地友好文化交流的见证。7世纪上座部佛教曾在诃陵流行，成都僧人会宁前往天竺取经，途中在诃陵居住三年，并与诃陵僧人基那跋陀罗共同翻译佛经中佛祖涅槃章节，译文寄达交州，后为《大般涅槃经后分》。

990—1016年是爪哇岛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前马打兰王国国王达摩旺夏下令编纂爪哇法律，提倡把梵文文献译成爪哇文，并授意宫廷作家把《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18个章节和《罗摩衍那》后篇按篇章用古爪哇语改写成散文，成为爪哇古典文学中最初出现的“篇章文学”，为爪哇古典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后，爪哇岛历代统治者在梵文译作的基础上创作出本土文学作品。宫廷作家们创建出一种既能宣扬印度教，同时又能歌颂帝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即“格卡温”诗体。

从谏义理（1049-1222年）到满者伯夷时代（1293-1520年），爪哇文学进入新的阶段，朝着更加民族化的方向转变。宫廷文学直接取材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对帝王进行歌功颂德。比如，《爱神的焚毁》记述了国王卡麦斯哇拉与王后戎牙路公主基拉娜的爱情故事；拉潘查的《纳卡拉克达卡玛》描述作者于1365年伴驾东巡时的见闻，歌颂哈奄·武禄国王的丰功伟绩。除记叙诗以外，还有关于如何创作和写诗的文论类书籍，如塔纳空所著的《斯玛拉特哈哈纳》。

三

汉代以来，中国人不断前往南洋，爪哇岛是南洋华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唐代已有华人定居爪哇岛的确凿记载。两宋时期，中国商人频繁前往东南亚的占城、真腊、三佛齐、爪哇等国经商，其中也有人“住蕃虽十年不归”。到元朝，少数元军曾抵达爪哇岛，在当地伐木修造被大风损坏的船只，后有几百患有疾病者无法返回，留在当地，形成“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的局面。到明代后，这些元军逐渐在此娶妻生子，《明史》记载“故其地多华人”。

除民间交往之外，爪哇岛是派遣华人使节入明朝贡次数最多的地区。早在洪武二年即遣使入贡，“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从永乐二年(1404)至成化元年(1465)，爪哇向明朝廷派遣有华人参加的朝贡使团达24次之多。爪哇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与郑和有关的庙宇和历史遗存，流传着许多郑和的传说故事。当地华人留下的文献史料，如“三宝垄华人公馆档案”和《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中存有郑和船队的记录。印尼传统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也保存有关于郑和到访井里汶的重要史实。

总之，爪哇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中古时期东南亚和印度洋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有利因素，不仅为爪哇岛带来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繁荣，还让南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沿岸国家受益，呈现出中古时期文明交融的生动图景。

（作者：朱祺，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