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清朝有哪些灵活多样的高端操作？

　　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清朝有哪些灵活多样的高端操作？

　　｜“大一统”的巅峰与西方的挑战之①(下)

　　三、齐政修教与因俗而治

　　清王朝是一个精致化统治多族群、版图辽阔的“大一统”江山的王朝。历史学家傅乐成说，“其国祚能长达268年，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

　　秉持“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治理原则，清廷实行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以维系四方诸族的认同。一方面绍述儒家思想，尊崇宋明理学；同时，推崇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与儒家思想并包互补。另一方面，清朝对疆域的治理，既有“一体化”统治，也对不同族群“因俗而治”。与元明两朝相比，清政府对各族事务的处理灵活高效，极大地稳固了满与汉、蒙、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

　　自汉代以来，孔子是儒家道统的象征，祭孔活动成为历代王朝政权强化统治正当性的象征手段之一，清朝帝王概莫例外。1636年甫改国号，皇太极就“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即下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至意。”清朝前期，统治者需要取得文化领域的至上权威，孔子以及孔庙释奠成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利途径。仿照祭孔的仪式，清朝统治者重理历代帝王庙祭祀统绪，恢复元世祖牌位，并陆续将辽金等朝皇帝增入祭祀之列，对汉与非汉政权一视同仁。

　　清朝在政治上，藉由尊崇明朝诸帝，表明其继承历代帝王的“政统”，延续列圣列王，为伏羲以来政统宗子。在文教上，透过崇尚儒家学术，展现其宗奉儒家思想的“道统”，尤其传心殿经筵致祭之典，更充分代表中国文化“道统”承绪。这些措施，大多肇端于清前期的皇太极、顺治帝，经由康熙皇帝的确立与推行，遂为清朝帝王齐政修教的重要内容。

　　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策略灵活多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朝似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正式的首都北京，另一个是部分担负首都职能的热河(今承德)，康熙以后，清代皇帝每年在“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藏政教首领与外藩使臣，举行秋狝、礼佛、会盟、封赏、赐爵等活动。清代管理蒙藏及外藩事务的政府机构理藩院，是清代处理边疆及前期涉外事务的衙门。

　　清朝在疆域治理上实施严密统治。1673年，清廷下令撤藩，三藩叛乱。康熙帝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消灭地方势力的割据企图。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力推改土归流，除其土官，破其割据，去其陋规，科田纳粮，将其纳于直接统治之下。在蒙藏地区，清廷对藏传佛教的黄教教派扶植兼抑制，凭之控制蒙藏。特别是雍正帝在位时期控制了黄教的护法权，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最高等级活佛转世的最终确认权。

　　18世纪20年代以降，俄国对蒙古土尔扈特部横征暴敛，索子为质，迫其参战，土尔扈特人思归故土。1771年前后，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土尔扈特人历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义无反顾地回归祖国。乾隆帝对其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彰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有清一代，统治者既“一家之政”，即所谓“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又主张“达其志通其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地方行政方面，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三者并用。

　　针对以汉人为主的内地十八行省，清廷以省、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在东北地区，清廷设置军府制，由中央派遣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署理军政。后又在汉人较多的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署理民政，实行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地区分成24部49旗，由理藩院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札萨克”(旗长)，管理一旗事务。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盟长也由理藩院委派的蒙古王公担任。清朝通过盟旗制度，界定蒙古各部的活动范围，分而治之。在新疆地区，清廷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兼管民政。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领主，最初该制度仅存于天山以南，后推广到天山以北，但废除其世袭特征。在西藏地区，清廷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年间，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拥有与达赖喇嘛共管西藏的行政权。西藏噶厦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

　　另外，清政府还制定面向蒙回藏的专门法规。《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和《喇嘛律例》，分别适用于不同地区。嘉庆时，清政府编纂的《理藩院则例》和《回疆则例》两部大型法规，其内容博大，适用范围广，编纂体例严谨，是清代少数民族法规统一化的标志。

　　四、康乾盛世与华夷之变

　　康乾盛世天下太平，康熙帝“永不加赋”和雍正帝“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生育所要承担的税务压力，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外来农作物的普及也大大改善了农业社会的食物供应条件，加之气候上冰期消退，康乾盛世的人口从明末的6500万激增至4亿。正是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之中，华夷之辨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流变。

　　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他把满、蒙、汉三个民族的关系，比作五味，“调剂贵得其宜”，才能“得其和”。定鼎北京之后，顺治强调“我国家荷天休命底定中原，满汉官民，俱为一家”“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联臣子。”康熙亦言，“朕中外一视，念其人(蒙古族)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元无区别。”

　　尽管如此，按照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身为关外的女真人是来自东北之“夷”。明末清初吕留良等人宣扬的“夷夏之防”思想，在汉人社会仍具有广泛影响。雍正六年(1728年)，落魄书生曾静受吕留良学说的影响，劝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将与曾静问答之辞，编为《大义觉迷录》，昭示天下。

　　《大义觉迷录》是考察康乾时期“夷夏之辨”意义流变的重要历史文本。雍正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在雍正看来，曾静造反是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雍正帝将“华夷一家”视为“天道”之理，认为“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雍正之见并非单纯政治表述。事实上，对“夷”的淡化，主要推力来自清初王朝地缘政治的逐渐稳定。乾隆年间，清廷基本控制了天山南北路，确定了对新疆地区的实际统治权，王朝疆域达到空前的大一统状态。而在雍正之后，乾隆帝更努力打破“内地”与“外藩”之间的界限，多次在上谕中强调不应再视蒙古部落为“夷”，强调边墙(即长城)内外民众的一体化，甚至自视为“华”，因而禁绝其父所作《大义觉迷录》，“华夷之辨”易位而为“华夷之变”。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不仅对内藩实施更严密的管理，使蒙回藏等诸藩成为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亦对朝鲜、越南、琉球等外藩强调宗主地位。

　　清代前中期，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中国传统的王朝宗藩体制实际上在悄然发生渐变，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将大清王朝的“内”与“外”逐渐分开，内部更加实体化，与外部的边界也更加明晰。

　　作为中华文明历史上最后一季封建王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大清王朝，其统治的重心在于“国”而非在于“族”，华夷之辨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为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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