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孟祥春：乐黛云先生著作翻译散忆

　　 中新社 北京7月27日电 题：乐黛云先生著作翻译散忆

　　作者 孟祥春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惊闻乐黛云先生辞世，一时错愕。谨以与乐黛云先生的书缘，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翻译就是从此岸到彼岸，来来往往，而译者就是摆渡人，译者与作者同舟共济。我与乐先生颇有书缘，曾勉力把先生之思想、或者是思想之一端摆渡到英语世界，助力两学相明，美美与共。

　　2012年，鲁枢元教授的《陶渊明的幽灵》出版。陶渊明是一个回归自然、诗意栖居的典范，当代社会应乞灵于陶，将个体生命融入自然。本书出版后，乐黛云先生在给鲁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说：“十分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追求的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的最佳范本！”本书后来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乐黛云先生大力推动《陶渊明的幽灵》外译，使其列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的“中华学术文库”书目，最终得以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英译者正是我。2012年6月6日，乐黛云先生发消息说英文版《陶渊明的幽灵》的面世是“开创性事件”。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乐黛云先生推动此书列入“中华学术文库”，就不会有在西方生态学者颇受好评的英文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化摆渡”，因此也不会成就我这个“文化摆渡人”，更难有后来我为乐黛云先生自己思想的摆渡。书缘如此，奇妙如斯！

　　译书如对话，深思如独白。2018年，书缘更进一步，我开始着手翻译乐黛云先生的《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往往译书到深夜，茶香渐淡，书香渐浓，常有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滋味。书香盈室，在思想精神，在书写创生，在一缘起，万缘生。

　　之前，与我对接《陶渊明的幽灵》英译事宜的是外研社的易璐女士，她为英文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我们约定，如有重要的、值得向世界推介的中国思想文化类著作，我们可以再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更多的事情。2018年，易璐女士发来待译书目，乐黛云先生的《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赫然在列，我一时喜不自胜。那个夏天溽热非常，我的“最是春风”斋里几乎没有一丝自然风，唯有茶香书香清新可人。书译大半，国外知名出版社也已落实，但突然得知，乐先生此书的版权并不在外研社，也不在乐先生本人，而是在中华书局，一时窘迫无措。我们于是主动与中华书局以及乐先生联系，沟通此事。中华书局开明且有大格局、大气度，对译者前作和外方出版社作了一番了解之后，欣然同意授权译书。后来，在中华书局王瑞玲、外研社易璐两位女士协助下，最终玉成译事，译著得以面世。

　　翻译乐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译其他大家的著作，译者不能止于纸张文字，还应跳脱出来、拓展思考，争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译中，笔者一贯追求语取东西方，力求中西之间的思想文化融通，这与比较文学的主旨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受乐黛云先生“互动认知”等思想影响，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说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说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说中，“格融”指“比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别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语言文化实践中语言、文化与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比”，是比较文学的要义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标和结果，其主要表现包括表达层面的语取东西、风格层面的多方杂糅、文化层面的互鉴交融、审美层面的彼此观照、思想层面的互动兼收。这五个方面最终均要落实在具体言说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鉴，通过对话互动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宽泛的人类文化文明发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和发展动力，有助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译话语实践，在人类文明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大和持久的价值。关于“格融”之论，我已专门撰文阐发，此处简要陈述，是为了向乐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创构缘起在乐先生，既有译书缘起，也有激发之功；其二，“格融”与乐先生一贯主张的中西互观、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

　　互鉴方可互成，中西无外。《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一书的翻译团队中，Ian Hunter教授是一位儒雅的英国绅士，曾在苏州大学任教十余年，有着丰富的学术写作和编辑经验，他对译稿进行了几轮审校。我们经常会就译稿的一字一词讨论很久，然后择善而从。我常说：“学术英文、尤其文化学术英文不是任何人的母语。”但他的“他者”视角总是让我受益无穷。有次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讨论译稿，我问他：“你从一个英文或者英国读者的角度看，书中所讲的哪些概念或者观点最能给你启发或者触动？”他对着译稿目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我一时惊讶又暗自欣喜：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具当代价值与全球意义的核心概念。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为道日损”与“互动认知”。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填补了Hunter教授个人的体验甚至认知空白。这不由得让我深入思考翻译、比较文学乃至跨文化交流中“异质性”的互补性、构建性意义，而这正是文明互鉴的应有之义。

　　一译三年，断须无数。2023年初，《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二十一世纪跨文化流通十六讲》英文版Chinese Thought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Beyond由劳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比较文学领域著名学者Leo Damrosch教授撰写了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英文版面世之后，乐黛云先生很快拿到了样书，翻阅之后，十分高兴，在她和汤一介先生的书斋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乐先生端坐持书，微笑着，双目炯炯有神，既有回忆，也有期待。

　　人类大同，交流因之可能，各族差异，交流因之必要。亨廷顿持“文明冲突论”，是悲观之上的警惕；乐黛云先生倡导“和而不同”与“互动认知”，是乐观之上的期待，体现的是“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历史责任与文化品格。文明互鉴具有永恒价值。如今，先生已是驾鹤西去。这又不由得让我思考一种有意义、有深度的个体存在：思想者与书写者身体是有朽的，但其思想文字却会永生，后世后人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对前世前人的一次唤醒。由是，先生已去，先生未去。(完)

　　作者简介：

　　孟祥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理论、中国文化与文学英译、比较文学等。首提“翻译动理学”，提出“格融”等批评新概念；发表学术成果包括论文50余篇，报刊专栏文章近50篇，译著11部，专著1部，教材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近20项；担任《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副主编及多家期刊编委或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