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室之中 辞海泛舟（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黄建华在查阅资料。 　　周 喆摄

　　青年时的黄建华。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黄建华，1936年生，广东广州人，博士生导师，广州翻译协会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亚洲辞书学会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2006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南粤楷模”荣誉称号。黄建华编纂完成700多万字的《汉法大词典》，填补了业内空白，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行政楼二楼仅1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目光所及全是书。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办公桌上、茶几上甚至地板上，都是高高摞起的各类辞书和文件资料。见到记者进门，满头银发、面容清瘦的黄建华从一人多高的书堆里走出来说：“我这儿太乱了，你们找地方随便坐。”

　　1998年，黄建华退休，随即接下了主持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重任。每天早早地到办公室，是这位88岁老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已经将17册的修改意见给了出版社，为出第二版词典做准备。”黄建华说，新版词典中，“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等词语都将列入。

　　“参与并见证这样一部词典诞生，我很幸运”

　　2014年12月28日，2300多页、700多万字的《汉法大词典》正式出版。“参与并见证这样一部词典诞生，我很幸运。”黄建华心里惦记了十几年的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

　　这一年，黄建华78岁，从事《汉法大词典》编纂已经有16个年头。虽然身患癌症多年，但他仍然把这件事坚持了下来。

　　对于受邀编纂《汉法大词典》这件事，研究了大半辈子理论词典学的黄建华明白，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考虑到汉法词典领域存在空白，他毅然接下重任。

　　在2008年被确诊肺癌之前，为了编纂词典，无论寒暑，黄建华坚持每天上午8时30分到办公室，晚上11时30分离开，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不休息，只有除夕那一天才给自己放假。

　　词典编纂工作既枯燥又艰苦。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词语的翻译，要通过很多资料来求证。遇到一些多义词，更需要考虑跨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无论任务有多重，都要对每一个词的翻译负责。”黄建华对自己翻译内容的要求非常高，绝不会放过任何一处疑问。

　　为了词典内容能够贴近生活，符合汉语使用习惯，黄建华找到汉语言研究功底扎实的广外教师杨英耀为词典做中文审订，严把质量关。有时遇到某些新词语或不知如何准确处理的语句，黄建华还会邀请国外的专家帮忙审核把关。“不仅要找懂中文的法国人看，还要找不懂中文的法国人看，这样翻译出来才能更精准、更地道。”他说。

　　编词典是个漫长的“苦活”，随着时间推移，编写组一些成员陆续退出。“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要全身心地去做好这件事。”黄建华说。

　　2012年黄建华病重住院。亲友们纷纷劝他停止编纂工作，安心治病。然而，他不打算放弃，“最硬的骨头都已经啃下来了，就是咬紧牙关也要做完。”抱着这样的信念，黄建华一边与疾病抗争，一边与时间赛跑，2014年终于完成了编纂工作。

　　“最要紧的是不断贡献有分量的成果”

　　出生于广东广州一个木匠之家的黄建华，是家中5个孩子中的长子。自小喜欢读书的他，从初中时就一边打工一边泡图书馆。到了高中，赶上法国文学热，他开始阅读莫泊桑、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的作品。1957年，中山大学招收第一届法语专业学生时，黄建华报了名。“没承想，这一学就是一辈子。”他说。

　　起初，黄建华学得很吃力，练发音常常练到“咬牙切齿”。除了在课堂上用心学习外，课后还抱着词典边查边背，这段经历为其日后进行词典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打下了基础。

　　在中山大学，黄建华师从翻译家、法语教授梁宗岱。“梁老师重实学轻虚衔，要求我们不能唯学历是图，绝不能追求做‘草包博士’。”黄建华回忆，梁宗岱治学极为严谨，“学生的法文作业，他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批改”。

　　时至今日，黄建华仍对老师“重实学轻虚衔”的教诲铭记于心，这也成为他研究词典学遵循的原则。“最要紧的是不断贡献有分量的成果。”他说。

　　1961年，黄建华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之一），黄建华与梁宗岱一起随外语系转至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1975年，黄建华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工作，从此与辞书编纂结缘。当时，我国现代词典学理论探索刚刚肇始。

　　在黄建华看来，辞书是一门语言学科发展的根基，他决定将编纂词典作为毕生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到辞书的重要性。

　　上世纪70年代，国内外交流合作加强，外语人才紧缺，黄建华被推荐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审。当时，初窥词典学门径的黄建华，在国外工作之余，努力搜集各种辞书和辞书学著作，遍访当地著名词典学家，在学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1987年，黄建华将关于词典问题的理论探讨文章结集出版为《词典论》，成为我国首批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年，在期刊《辞书研究》的专栏里，黄建华写道，“词典便是我‘晚识的知己’”。

　　“编词典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编纂双语词典，是在不同文化间架桥铺路。针对《汉法大词典》，黄建华设计先行，仅编辑方案就写了15页。按照他的构想，词典不仅要“内向”，立足于中国人学习法语的需求；也要“外向”，方便外国人理解，进而传播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较于把法语翻译成汉语，把汉语翻译成法语要难得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怎么翻译？‘不到长城非好汉’怎么翻译？”为在字里行间搭建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黄建华上下求索、字斟句酌。

　　2018年初，《汉法大词典》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很多人以为黄建华会停下来歇歇，但他认为，“活到80多岁，还能有些力气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很幸福了。”因此，黄建华利用平常的时间，和妻子一起出版了《中法谚语对照手册》。

　　在黄建华看来，“编词典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近年来，他又将精力投入词典修订。“‘粤港澳大湾区’要收进来，‘网红’也要收进来”……黄建华和助手已经梳理出2000多个新条目，计划加入修订版。

　　“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欣慰，一是培养了一批人才，二是没有因为担任行政职务而荒废学术研究的本业。”黄建华说。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创建了词典学这一新学科，他的众多学生中，诸如章宜华、田兵等已经成为词典学专业的代表人物。2006年，中国辞书学会向黄建华颁发了“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在词典学之外，黄建华还翻译了《自然法典》《论实证精神》等多种社会科学著作。

　　《 人民日报 》（ 2024年08月17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