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多学科协同发力

冬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记者 刘莉摄

山间的云雾忽然散开，灌满水的层层梯田在正午的阳光下犹如一面面晶莹的镜子，在山坡徐徐铺开。这里是全国首个“双遗产”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域，有着1300年历史的古老梯田正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客。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传统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2月初在云南省元阳县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闵庆文告诉记者，对它们的保护和传承并不容易，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科学解读、发掘与保护亟须科技支撑，而且需要多学科共同发力。

“活态”遗产保护更难

踩着拥有百年历史的石头路一直下行，两边是茂密的树林和哈尼族民居——蘑菇屋。蘑菇屋的所在地阿者科村在哈尼语中是“滑竹成片的地方”。这个有着65户人家的村子体现着典型的哈尼梯田形制：森林在上、村庄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自上而下流过村庄流到梯田，再通过云雾雨水循环回到森林。古人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在这里清晰可见。农业文化遗产要保护的正是这一整套古老的农业生产系统。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的一个倡议，在世界范围内选择符合条件的传统农业系统进行动态保护与示范，并运用其中的知识和经验应对当今农业与农村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与其他遗产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它是系统的、活态的。”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比如古建筑，完整保存建筑本身就是保护，但梯田必须在原有生态环境下，有人以传统方式耕种、持续产出农产品，它才算被保护下来。它之所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并不是因为其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其古老的农耕方式，及它背后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26个国家的86个项目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至今，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7批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研究力量逐渐壮大

12月2日晚12时，一场年轻人的学术聚会还在进行中。他们被闵庆文称为“未来保护与发展最为倚重的人”。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已是第二次为研究生专门开设论坛。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机构、不同专业的年轻人把研究方向放在了农业文化遗产上。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起步于2005年，与国际相关领域研究同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这个全新领域，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秘书长刘某承明显感到，这些年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力量逐渐壮大。2005年刚起步时，我国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只有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等三四家研究机构，但今年在层层筛选之后来参加此次大会的就有39家科研院所和高校。

因为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都息息相关，十几年来，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相关科研项目、成果都逐年增多。相关研究逐渐深入，相继引入无人机、大数据、大模型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也从定性的特征分析走向定量的价值评估，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走向响应机理探索，从单个系统的结构过程功能走向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与恢复力。截至2023年6月，以“农业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或主题发表的中文论文1008篇、英文论文618篇。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工作也迈上新台阶。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年来有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将农业文化遗产选为研究方向。据统计，2007年—2023年，全国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已有100余人。2021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农业大学新增“文化遗产”本科专业，重点培养从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保护亟待研究牵引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院教授龙春林在遗产地考察中，特别关注外来入侵物种。这些被当作景观引进的植物看起来很漂亮，但却会给遗产地生态系统带来破坏。这是遗产地保护缺乏系统研究的一个例证。

近年来，各地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情高涨。但闵庆文也发现了一些异化和走样的现象。比如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名特产品”现象，把农业文化遗产简单理解为名特产品。或是忽略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活态性，将其简单理解为传统加工技艺的“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是因为对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和‘活态’特征认识不足。”闵庆文说。随着自然条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消费需求升级、科学技术进步，我们要保护的肯定不会是系统的全部。我们要研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确定保护的关键要素与核心范围。只有将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理念和生物、技术、文化基因保护下来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科学保护的前提是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展多学科的系统研究。在审阅文本、开会交流中，闵庆文经常发现，申报文本与保护规划雷同，甚至简单照搬现象十分严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解读不严谨、不深入，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没有针对性、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有“重申报、轻管理”、过分重视“拿牌子”的短期行为现象，科研工作中也存在着缺乏多学科深入研究、缺乏长期跟踪研究的现象。闵庆文说：“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中的不同科学问题需要不同专业领域专家的深入研究，一个地方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申报需要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综合性团队的协同努力，一个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发展需要不同领域科学家团队的长期跟踪和支持。”

一些遗产地已经开始了机制探索。浙江青田几年前就与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联合建立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共建了博士生科研基地。浙江湖州建立了首个“农业文化遗产院士专家工作站”。今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建立起“农业文化遗产联席会议制度”，成员除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外，还特别加入了12人的农业文化遗产专家指导团队。2018年起，阿者科村在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指导下开始实施“阿者科计划”，让村民从古村落和梯田耕种方式的保护中增加收入。仅今年1月以来，村里就接待游客5.65万人，村民年均收入从2018年不足3000元涨到如今的1.5万元。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只有多学科共同发力，才能让农业文化遗产火起来。”闵庆文说。（记者 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