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夏朝的道路

　　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50年的夏天，历史学家顾颉刚开始动笔撰写自传。在追忆起中山大学的往事时，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一生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那是1927年的4月，担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因为不满校方聘用顾颉刚而负气辞职，还引发了学生罢课。在这以前，鲁迅对顾颉刚嫌恶甚久，即使是写给爱人许广平的信中，也总是忍不住捎带几句奚落之语。经此一事，累积的矛盾爆发成为了知识界的一桩公案，沸沸扬扬一直闹到《中央日报》上，甚至差点对簿公堂。虽然官司最终不了了之，但过节并未消弭，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鲁迅还不忘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红鼻、口吃的鸟头先生，借以暗讽顾颉刚。

　　鲁顾二人的恩怨，很大程度上缘于派系纷争和私人误会，却也不乏观念上的龃龉。在写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故事‘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而在那篇《理水》中，鸟头先生最为滑稽的一幕，同样出现在其急赤白脸地宣扬 “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的学说时。很明显，鲁迅此处揶揄的仍是顾颉刚的《古史辨》。

　　《古史辨》第一册中收录着一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文简称《论古史书》)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23年第九期的《读书杂志》，文中根据《说文》释义推测禹可能最初只是一种神灵动物，流传到后来才成了夏的始祖。此文即出，举世哗然，就连顾颉刚自己都在晚年的回述中称其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尽管几年之后，他通过《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申明自己放弃了这一假设，但对于过往文献涉及夏史人物及事迹多出自后人编造的观点仍旧坚持。与此同时，由这颗原子弹引爆的一场疑古运动也已蔚然成风，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股生猛力量。

　　标新立异的“夏史伪造论”石破天惊，反对的声音必然接踵而至，鲁迅不过是其中之一。彼时的许多人都觉得，这些疑古派简直是“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对此，顾颉刚作出过驳斥，还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回应：“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

　　当然，支持者也大有人在，昔日的北大舍友傅斯年就是一个。《论古史书》发表的时候，傅斯年尚在柏林留学，读罢之后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顾颉刚，称赞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包含着“科学家精神”，“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1927年，也正是他作为中大文科学长，不睬鲁迅的反对，坚持向顾颉刚发出了任教邀请。

　　1928年，当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顾颉刚又出任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半年后，史语所成立，当月便在河南安阳挖下了属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一铲，“层累的古史”真正地开始经受实证的检验与重建。

　　美好的误解

　　史语所在安阳的试掘，敲开了通往上古历史的一道密门。一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接手了正式组建的考古组，率队展开对遗址的全面探索。

　　三年前，李济刚刚创造过一个意义重大的纪录。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经费资助下，他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存。这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被后世誉为“西阴奠基，泽滋百世”。

　　有关李济这次开创性发掘的选址，后世给予过诸多推测。比如其子李光漠便在追述父亲治学生涯的琐记中说：“一者因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全都在山西的西南部，而考古工作并不能完全脱离纸上的史料载籍。”有些学者的看法更加明确。在《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一书中，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陈洪波说：“中国考古第一锹落在山西，实在并非偶然。……除了这个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专门从事夏商文化研究的张立东则干脆认为：“西阴村的发掘不仅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而且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工作。西阴村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对于这些推测，李济1927年写给弗利尔美术馆的《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似乎的确提供着某种印证。在这份英文报告中，他如是写到：“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1926年3月24日我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发现的。……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

　　然而，这段话在后来正式出版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却不见了踪影。在那篇更为严谨翔实的考古说明中，不用说关于夏王陵墓的考证，连一句提到过夏的文字都没有。只是在报告最后，由袁复礼执笔的一段附录中，“禹”的身影才一闪而过：“禹王城，在西阴村西南三十五里，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沙沉极深，地下水平线极低，地面带碱；相传这地是禹王的都城……”

　　事实上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的开篇，李济完整而明确地阐释了考察的缘起：“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而且就在1926年3月22日第一次到达夏县时，李济便去寻访了传说中的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只是在他看来，仅从外表上判断，自己“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

　　对于李济的西阴村之行，探查夏都的猜想终究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误解，其实纵观李济的学术轨迹，不仅西阴村与夏无关，他也没有将任何出土资料与夏之文献进行过连接，更没有对夏文化作出过系统的论述。甚至其在台湾大学开设的“中国上古史”课程中，都从未包含过夏的章节。

　　这看似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关于上古史重建，李济一向都属于极力的倡导者，同时他并不否认夏的存在，反而认为禹“这类人物存在的可能性，显然是很大的”。但关键之处正如他的学生张光直所言，在李济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这并非李济独有的坚持，“没有材料不出货”是史语所同仁的共同纲领，所以这群从安阳走出的考古人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夏的研究。

　　因为要揭开这个传说时代扑朔迷离的面纱，还需等待一个机遇，或者一次偶然。

　　迈出掘进的步伐

　　1935年，李济在清华结识了一个年轻人，而后倾力指导、着意栽培，有心将其打造成自己的学术继承人。仅仅十年时间，年轻人就成长为了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后来傅斯年赴美养病，力荐时年仅37岁的他代行史语所所长之职。这个年轻人便是夏鼐。

　　1950年，拒绝了傅斯年迁台邀请的夏鼐留在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组织和支持下，1952年郑州城区东南部的二里岗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古墓，经研究确定为一处历史比安阳还要久远的殷商遗址，1955年规模庞大的夯土城墙又被发现，1956年二里岗遗址以西的洛达庙村也发现了一处遗址，年代早于殷商、晚于龙山文化。一切似乎都在不断逼近着那个从未被开启的夏之谜题。

　　在传统的文献记载中，夏朝虽然屡次迁都、王城众多，但统治的中心区域始终在豫西和晋南一带。于是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学者安金槐的带领下，进行了一次铺排式的夏文化遗存调查，足迹遍及包括所谓“禹都阳城”的登封告成镇一带、所谓“太康居斟鄩”的巩县稍柴村一带、所谓“少康都原”的济源原上村一带，以及传说与夏人活动有关的偃师二里头一带。这次调查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收获，二里头和稍柴村均试掘出类似洛达庙遗址的遗存，原上村和告成的调查中则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址。通过对材料的反复检验，安金槐愈发增强了一种信心——洛达庙遗址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很可能就在夏文化的范畴内。对此，夏鼐在1961年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予以了肯定。

　　就在安金槐朝向夏文化锐意掘进的同时，一位古稀之年的考古人也开始准备启动他的夏墟探寻计划。他叫徐旭生，早年曾留学巴黎攻读西洋哲学，因为在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考察中国西北时担任了中方团长而转向古史研究，并于1932年加入北平研究院，后来成为史学研究所所长兼考古组长。

　　徐旭生曾与顾颉刚有过频繁的交往与学术合作，但对其疑古论却不甚认同。在他看来，“(顾氏)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为了探索可信的古史系统，徐旭生耗时四年将“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以一本力透纸背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细数了古史辨派的“五大罪状”，并重新建构起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基本架构。

　　1943年，著作出版后，徐旭生本来打算借实地调查进一步深化自己对传说时代的研究，但碍于战乱与时局，一直未能成行。直到1957年10月，他才真正开始着手准备，先通过对先秦史书中关于夏代以及同一时期有地名表述的史料记载进行统计、甄选，确定调查的区域范围，然后草拟出具体计划，于1958年8月递交给了学术秘书石兴邦。

　　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础，因此考古研究所的构成也融合了其各自下属的两支学术力量。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差异，两股人马在治学思路与价值观念上不尽相同。具体到徐旭生身上，就经常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与夏鼐以及所长尹达存在分歧，甚至产生过激烈争吵。但面对这位年长二十余岁的前辈，夏鼐和尹达还是颇为敬重的，对他的夏墟探寻也给予充分支持，将之列入了1959年上半年的田野工作报表。

　　于是那一年的4月11日，徐旭生终于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十四日启程往河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成为夏文化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发现二里头

　　14日这天，徐旭生与助手周振华准时登上了北京开往河南的列车，辗转一周抵达登封。对于已经71岁的徐旭生来说，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一趟艰苦跋涉：在他们的调研路线上，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毛驴，甚至很多时候要靠双脚徒步穿行几十公里；至于一日三餐，无非红薯、窝头。

　　庆幸的是，考察的过程颇为顺利。在登封，他们发现了王城岗和石羊关两处遗址，在禹县又找到了谷水河和阎寨两处遗址。一个月后，他们抵达洛阳以东的偃师，试图在高庄村寻找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原本徐旭生是颇为怀疑西亳之说的，但因其为汉人旧说而未敢抹杀，又由于《乾隆偃师旧志》将地点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决定顺路进行验证。

　　而正是这天的日记中，徐旭生留下一条关键性的记录：“除酉生(注：同行的考古学家方酉生)在村中坑内得一鼎足外，余无所得。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在这里，他看见了“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并从村民那里听说挖到陶片的范围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在其心底暗暗腾起，即使“忽闻雷声，北方云起，大雨一阵”也无法浇灭。当晚冒雨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泥大且滑”，只能“脱鞋踏泥前行”，他却反而生出了一种“无限辽远”的感觉。

　　这也是徐旭生一行此次考察的最后一天，翌日一早他们便返回了洛阳工作站。在原来的计划中，他们本打算到山西再考察一个月，但因麦收季节来临，田野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决定提前返京。

　　回到北京，徐旭生很快整理发表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其中在提及二里头的发现时，写道：“据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洞乾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在这份报告中，徐旭生并未将遗址与他念兹在兹的夏墟作出对接的猜想，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却实实在在地由此展开了序幕。当年秋天，夏鼐便委派洛阳发掘队赵芝荃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基本明确了遗址范围、建立起分期框架，同时根据道路、水渠、自然村地界的实际情况，将整个遗址划分为了9个工作区。经过两年时间的发掘，基址的东半部被揭露，占地面积达6500平方米，这无疑表明着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气魄恢弘的大型建筑。

　　1975年，基址的剩余部分也被发掘出来，这个被命名为“一号宫殿”的遗存终于露出了它的完整面容，根据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宗庙性质的建筑。1978年，“二号宫殿”基址又被发现，另有30余处夯土基址被钻探出来，若干座贵族墓葬被发掘，加上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等文物，约18000平方米的遗址已基本展现出了显著的都邑性质。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将这一时期视作二里头考古的第一阶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得意于这一阶段的工作，“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接下来的将近二十年时间，为配合当地的基础建设，二里头遗址进入了抢救性发掘阶段。不仅进一步细化了文化分期，还在西部和北部规划了三个新的工作区，使遗址范围大大扩展，同时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重点遗迹，出土大量器物。进入新世纪后，“井”字形大道、中轴线格局、宫城以及祭祀区、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发现，渐趋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等级有序、制度成熟的文明形态。

　　又一座王都与持久的论战

　　在二里头重见天日的过程中，安金槐也没有停下探索夏文明的脚步。1975年，他再次将“禹都阳城”作为切入点，在登封告成镇西的八方村东地进行了试掘，希望可以发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甚至直接找到“阳城遗址”。但现实并没有尽如人意，所得“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也不多”。

　　1977年，安金槐又对八方村东北的王城岗实施钻探，刚刚打出几个孔眼便辨认出有类似夯土的迹象。安金槐顿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内部可能埋藏着非同寻常的东西，遂立即安排在已钻探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探方。这一回，他没有再失望而归。后来的简报中，此次收获被归纳为三项：一段夯土墙、一处尺型建筑基址的东北角，以及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地层上下叠压关系。

　　下半年，安金槐组织了力量继续发掘，以求进一步了解夯土墙的南北延伸情况。结果再次令人惊喜，不但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堡遗存，更于告成遗址的战国铸铁作坊遗址出土了几件陶量。在这些陶量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阳城”二字的戳记，那个曾被认为只是一个神灵动物的禹，似乎正在露出一代夏王的真容。

　　7月19日，安金槐赶紧赴京向夏鼐汇报了王城岗的情况，时值“考古发掘展览”座谈会在历史博物馆召开，“阳城”的新动态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于是夏鼐和国家文物局决定，在发掘现场举办一次更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两个月后，“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开幕，竟然吸引了一百余人参加，远远超过事前的通知邀请。更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位“搅局者”——21日下午，北大考古系学者邹衡做了两次共六个小时的发言，认为王城岗并非属于夏文化，真正的夏文化乃二里头，郑州商城才是商汤亳都。

　　尽管当年徐旭生是为寻找夏墟而发现的二里头，然而他对遗址的推测最终却锁定为商朝的首个都城“亳”。这一观点被学界称为“西亳说”，在有关夏商分界的讨论中占主流地位长达二十年。期间虽然也有如赵芝荃、方酉生、许顺湛等学者提出过二里头部分属于夏的想法，但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西亳说”，只是随着遗址文化分期的细化，在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加了一道切割，即二里头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而对于郑州商城，学界广泛接受其为商朝中期第十任君王仲丁的都城“隞”。

　　邹衡最初也接受这两种判断，只是内心始终存有怀疑。经过多年对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的全盘梳理，他在1972年形成了自己的新观点，并于1975年完全确定下来。因此他在会上发表的长篇宏论，早就是一个酝酿斟酌许久的判断了。

　　然而对于其他人而言，邹衡的“郑亳说”无疑如一场猛烈的地震，将此前建立起来的夏商文化体系尽数推翻。不过由于太过突然，现场来不及进行回应，第二天会议闭幕，也无法再做充分的讨论。但此后数十年，这次“搅局”却牵引出了一场关于夏文化认知的持久论战。

　　随着1983年偃师商城遗址的出土，“西亳说”阵营又在内部产生分裂，一部分学者将亳都微调到了偃师商城，使得争论的声音变得更加复杂。同时除了原有的两派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但三四期为商文化，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只有四期为商文化，还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亳都、只有一期为夏文化……

　　虽然在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的范围框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却无法化纷争为共识。比如邹衡直到去世前，一直强调关于夏商周时期的年代，碳14测定最多只能当作参考，决不能作为准确的年代。2002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系列拟合”对年代范围再次进行了校正，二里头遗址从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0年被压缩到了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这一结果同样带来了新的争论。社科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即对此有所质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的数据“不但使得用二百多年的二里头文化的历年，无论如何都填不满夏代471年这一时间范围，而且使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都有落入商初年代范围的可能。”

　　可以想见，在没有诸如文字等直接物证出现的情况下，围绕夏文化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好在，所有的探索和研究都在进行之中。而且无论如何，比起当年顾颉刚的质疑、李济的慎谈，关于夏的存在及其模样，如今已经清晰和接近了许多。

　　参考资料：孙庆伟《追迹三代》《鼏宅禹迹》，郭胜强《安金槐对考古事业的贡献》，李旻《层叠书就的学术史：二里头考古与夏文明探索》《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许宏《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等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