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龙年春节丨黄景春、张勃：财神形象是如何确立的？

　　 中新社 北京2月13日电 题：财神形象是如何确立的？

　　——专访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景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

　　作者 刘洋

　　“正月初五上炷香，一年四季财源广；正月初五摸元宝，大钱小钱用不了；正月初五请财神，家家户户财源滚；正月初五神进门，五谷丰登福满门。”

　　这则民谣中的“上炷香”“摸元宝”都是正月初五“接财神”的风俗习惯。这一天，家家户户打扫房屋，把“穷”扫出门外，将“财神”迎进屋中。财神形象是如何确立的？古今年轻人求财花样有哪些异同？日前，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景春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正月初五“迎财神”的习俗是怎样由来的？中国北方为何称其为“破五”？

　　黄景春：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可追溯至宋朝。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孟元老离开东京寄居临安(杭州)，晚年撰写《东京梦华录》一书，追忆东京的繁盛。在此书中，孟元老描述了过年前家家户户上街购买“财马”(即财神像)的情景。此时的财神没有明确的姓名，只是人们祈求财富的神。

　　正月初五“迎财神”的记载则见于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警世通言》：“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祭献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明朝后期的地方志也有对正月初五接财神的记载。

　　各地迎财神的日子不太一样，江浙地区在正月初五，北京则是正月初二“祭财神”。各地迎财神习俗也不断融合，渐渐形成了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民俗。我在2000年至2010年间调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时，发现各地民众对正月初五的态度不一，上海迎财神氛围浓厚，广州相对平淡一些，武汉几座庙里迎财神的仪式逐渐做大起来。

　　此外，南北方对正月初五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仲宇曾在书中对比北方的“破五”与南方的“迎财神”，他认为，北方是把“穷”送走，南方则是把“财”迎进来。南北方的民众都对生活变富裕抱有美好希望，只是态度和做法各不相同。

　　这一态度的不同与南北地域发展差异有关。在《清明上河图》中，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北宋的市井生活：汴河上商贩往来，街道两侧商铺、地摊繁多。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者不断涌入城市，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对生活的祈愿不再满足于“送穷”，而是直接表达对“富裕”的追求。

　　相对来看，旧时北方很多地区延续农耕社会的传统，因而“送穷”是正月初五的主基调。北方地区将正月初五称为“破五”也与此有关。古人认为新年期间有诸多忌讳，到了正月初五，人们认为新年过完了，就要开始下地干活了。因此正月初五也意味着将禁忌“送走”了。送走各种禁忌，也送“穷”出门，这是“破五”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中新社 记者：您在讲述正月初五迎财神时提到财神形象有不同的来源。财神形象是如何确立的？

　　黄景春：两宋时期，百姓会购买“财马”张贴于家中。“财马”即财神画像。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对财神形象的具体描述。元朝开始出现增福神，也称财帛星君。有四部元杂剧写到增福神，有的直接称其为“财神”，但每位的姓名和来历都不一样。明清时期增福财神信仰已流传到华北，一些地方志还记载了增福财神的庙会。

　　除增福财神外，赵公明、五通神都具有财神职能。从元朝到明朝，祭拜“五通神”逐渐流行。五通神的源头在印度，后传入中国。唐朝起便开始出现五通神的传说和信仰。南宋时，江南各地五通庙众多，有村头小庙，也有鸿轩大庙。

　　五通神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比如五显神、五圣神、五猖神、五路神、华光、马灵官等。鲁迅的回忆性散文《五猖会》中的“五猖”指的就是五通神。苏州等地也将五通神称为“五郎神”“五哥神”。五通神的名称变化也与当时儒家思想对五通神的排斥有关。

　　五通神在传说中能带来钱财，但这些钱财不是白送的，他索取女色以为回报。他的钱财也经常是从别处偷盗来的。在儒者看来，五通神诲淫诲盗，是典型的邪神。当然，以盗贼为财神，其背后是以社会财富总数为定额，我得彼失、我失彼得的财富守恒观念。五通神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没有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在儒士看来，这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败坏社会风气。

　　儒士推动官方多次发起禁毁五通运动。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五通神改换名目，也做“神格”蜕变。于是，五路财神出现了。在五路财神的传播中，对“五路”的释义还演化出“五行正气”的内涵以及“东、西、南、北、中都得财”的美好愿景。五路财神保留了五通神的赐财职能，剔除了盗窃、奸淫等秽行，增加了忠孝、公平、正义的伦理内涵。对五通神的改造历经数百年。他的形象从反伦理、反社会的窘境中突围出来，以五路财神的形象完成了名号更改和神格完善，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接受。

　　 中新社 记者：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进程中，对财神信仰的传播有何影响？您在各地调研时发现了哪些有意思的现象？

　　黄景春：海外华人也信仰财神。我在新加坡的一家华人餐馆里看到一幅皇帝画像，就问老板娘画上是谁，她说是乾隆。乾隆与“钱龙”同音。钱龙是用刻有“乾隆通宝”字样的铜钱串成龙形。在故宫养性殿房梁上就有一条约2米长的钱龙，寓意家宅平安，子孙绵延。新加坡华人在餐馆、宾馆内挂乾隆画像则是取谐音“钱龙”之意，祈求招财纳福。

　　在诸如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有供奉福德正神的习俗。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农耕社会下形成的财富信仰。华人移民将土地神信仰传至东南亚并与当地宗教文化相融合。现在也不断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华人移民与东南亚习俗的关系。

　　 中新社 记者：春节到，许多人包括年轻人都要上香，祈求学业、事业旺。古代的年轻人有哪些求财“花样”？与当代年轻人有何异同？

　　张勃：古今对年轻人的年龄界定不同，针对古代年轻人求财方式的记载也较少。但人们仍可从古今求财方式的对比中，看到风俗习惯的延续和变化。

　　在江苏苏州，接路头(即迎五路财神)时要在客堂正中挂上财神画轴，前面放酒盅五只、筷子五双，以及“五干”“五湿”的供品，此外，还要加四碗四碟，中间放“三牲盘”：金鸡两只、五花肋肉一方，活鲢、鲳鱼各一条。鸡要缚成元宝状，口衔青葱；鱼上压一把菜刀。商家也于初五左右开市，祭祀财神，并招人饮酒，叫“接路头”。浙江嘉兴也有正月初五接路头的习惯，人们这一天早起虔诚供神，叫做“乞利市”。

　　山东胶东一带的商家在正月初五吃水饺有特定讲究，这天的水饺要故意下破几个，掌柜的在厨房外高声问：“伙计，元宝挣了没有？”伙计则高声回答：“挣啦！”以此图吉利。而且吃水饺以大蒜做调料时，不许说吃蒜，要说吃“义合菜”。

　　以上只是正月初五这一天部分地区旧时的风俗习惯。当代年轻人在方式上有所简化，但也有一定传承，比如在正月初五去寺院上香祈福、吃特定食物、在家中摆特定物件等。人们通过这些方式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打气”。(完)

　　受访者简介：

　　黄景春，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已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民间文学分委会主任、中国俗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独著、合著、主编《唐代节日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智慧》《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等20余种，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撰写研究报告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