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大地脉动 书写山乡巨变（坚持“两创”·关注新时代文艺）

　　图为浙江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风光。 　　徐 涛摄（影像中国）

　　乡土书写是中国文学成就斐然的一脉。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一创作优势，进一步开掘农村题材的广度和深度，是攀登新时代文学高峰的必由之路。倾听大地上的脉动，记录乡土里的中国，时代召唤着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编  者 

　　释放新乡土新人物的文学潜力

　　张  陵

　　深入观察思考农业、农村、农民，读懂读通读活“三农”这部大书，是中国作家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

　　从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到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忠实《白鹿原》，再到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农村题材的创作空间不断打开。社会变迁为农村题材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推动着文学手法的创新。

　　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创作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广大作家深入农村生产生活一线，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心，感受到人民群众对于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不可阻挡的向往和追求。瞄准新的山乡巨变，描写新的生活现象，揭示新的生活关系，讲述新的生活故事，把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推向新高地。

　　敏锐感应时代变化的报告文学率先走到前列，寻找和书写乡村故事的新亮点。何建明《那山，那水》生动讲述浙江安吉县余村告别传统生产方式、走上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故事，传递出时代进步的丰富信息。余村人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得到了金山银山，从中读者能看到更有活力更加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乡村之美。陈启文《中国饭碗》以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诠释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道理，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实施化为一则则具体生动的故事。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中，贵州山区农民苦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难以抗击市场风险，转而以现代经济方式重新组织起来，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农民的致富干劲也得到极大鼓舞。余艳《新山乡巨变》深入描写湖南益阳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半个世纪前，作家周立波在这里创作《山乡巨变》时，梦想的还是农村实现机械化，如今这片土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超出想象，展示出农业现代化的新图景。张国云《浙里风——共同富裕浙江纪实》书写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诸多实践经验，描摹共同富裕的理想怎样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些作品的生动描述，传递给读者的是中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有饱满的干事热情、巨大的内生动力，也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的精神风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三农”画卷，有赖作家带着感情的发现和倾注思考的书写。写出巨变背后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尤为考验。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讲好新时代农村故事，关键是写好农村新人物。这方面，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表现尤为突出，发挥了典型人物塑造的独特优势。检视中国现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会发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以农村人物居多。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在新人物新形象上持续发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赵德发《经山海》、温燕霞《琵琶围》、陈毅达《海边春秋》、滕贞甫《战国红》、陈彦《星空与半棵树》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人物塑造的重点放在农村基层干部身上。

　　大批党员干部下到基层，担任驻村干部，许多青年干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是农村生活的新人物，自然也很快进入作家们的视野，成为文学的新形象。《经山海》中的青年干部吴小蒿到农村基层后，碰到许多棘手事情，小说细致讲述她如何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帮助农民脱贫，在担当尽职中成长为一名优秀干部。《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是个文学博士，长期在省城机关工作，下到海边村子后，他从调查研究做起，从当群众的小学生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工作经验，帮助乡村找到发展文旅产业的新路子。《星空与半棵树》中的小镇干部安北斗，酷爱仰望星空，从中得到许多破解难题的启示与感悟。虽然每天处理的都是小事杂事烦事难事，但他靠着帮群众办事，找到破解难题的抓手，打开富民兴村的思路。这些性格鲜明、经历独特、社会信息量大、思想概括力强的人物形象，为读者理解今天的乡村社会和时代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然，农村题材小说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新农民典型形象还不够多，不够有新意。和梁生宝、陈奂生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农民形象相比，今天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其人生遭际、命运故事与性格特征还可以有更独特更生动更深刻的呈现。典型人物的高度标注着时代的艺术高度。在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农村电商等农村新现象新事物背后，活跃着许许多多的新农民，写好他们，将释放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巨大潜力。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难度很大，但没有捷径，需要作家们继续读好“三农”这部大书。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发挥农村题材创作优势

　　贺桂梅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为波澜壮阔的乡村变迁画像立传，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创作热潮。这一热潮在回应时代、汲取时代养分的同时，也从农村题材创作传统中借鉴有益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坛，农村题材文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指创作数量和作家人数之多，也指创作质量和文学评价之高。这一时期出现了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等重要作家，涌现出《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白洋淀纪事》等经典作品，也形成了山西、湖南、陕西、河北等地域性作家群。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重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决定了农村题材的重要性和作家创作的经验基础。农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联，更使得农村题材中的优秀作品呈现出深厚的人文内涵。

　　总结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今相融的文学特色。

　　相比于古代文学的田园山水书写和20世纪上半叶的乡土书写，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表现出独有特点。它所接续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文学，以“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为鲜明追求。通过题材这一概念对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进行分类，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更加紧密，创作者自觉站到国家建设的高度推进创作，由此文学不再仅仅是自我表达，也是再现和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构成了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的重要特点。

　　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乡村形象。一些作品深入乡村历史传统和生活现场，以时代主题为主导，同时注重对传统的借用，融入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语等传统元素，形成新的乡村形象和文学表达，带来文学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其二，从生活出发讲好“生活的故事”。

　　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所创造的文学世界，较多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实践的统一体。《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之作，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置、叙事逻辑的推动，有着坚实的社会与文化依据。今天的人们要了解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面貌，可以从优秀的农村题材文学中读到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不是说文学是社会学的史料，而是文学世界深刻地植根于现实实践之中，并用文学的方式生动演绎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文学世界的特性最终要呈现为文学性的“生活的故事”。从日常生活、婚姻家庭、乡村伦理与民情风俗等角度表现时代变革，是新中国农村题材优秀作品共有的特征。《三里湾》以秋收、开渠、扩社的“大事”与六位年轻人婚恋、三个家庭分合的“小事”交织而展开叙事。家长里短被摆在了叙事的前台，合作化运动故事就在一夜、一天、一月的时间节奏中展开。《创业史》从梁家草棚院的生活出发，围绕梁生宝的父子、恋人、同伴、上下级等关系展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叙事。正是从日常生活出发的情感、伦理、故事，使作品具备了文学世界的真实质感。这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但更为完整的艺术世界。人们从中不仅对象化地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同时也能看到乡村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其三，对创作者修养提出的综合性要求。

　　作家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深刻理解生活与时代的思想家。上世纪60年代，柳青在一次创作座谈中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学校”的说法，即生活、思想、艺术。这三种素养，也是当时作家们共同提出的话题。

　　其中，艺术显然是作家最为基本的素养和能力。傅雷曾夸赞《三里湾》借鉴传统戏剧创造出新的小说叙述结构，上下文的衔接“像行云流水一般的顺畅”。柳青四易其稿最终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用人物的主观视角书写现实并推进叙事，文学创作成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互。《山乡巨变》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山水画的表现层次，将山乡日常生活和时代变化描绘成一幅浓郁的地方风情画。这些文学经典取得的艺术突破，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借鉴。

　　在对生活经验的重视方面，柳青的“长安十四年”堪称一段佳话。这里的“生活”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能表征时代变化的社会生活。其中包含双重过程，作家既作为普通人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也要用文学的眼光对经验展开思考、判断和提炼。柳青曾说：“如何从生活和艺术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名词和定义出发，使两个具体事物结合得恰当，其实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毕生事业”。作家缺少生活经验，固然无法展开创作，但生活经验也需要经由作家的思考和判断，从中提炼规律性本质性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文学艺术形态。在这个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中，作家的思想能力是关键。思想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作品的艺术成色，也将决定着作家表现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视野和格局。

　　新时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结并发扬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探索乡土书写的新手段新形式，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将大有可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版式设计：沈亦伶

　　《 人民日报 》（ 2024年03月15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