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汇融合中理解文学与世界

陈季同《黄衫客传奇》

勃洛克《十二个》

王国维《人间词话》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

“新感觉派”刊物。

文学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生成、发展与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文学互动的历史。近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24学术年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勇、四川大学教授金惠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影响力等话题。

融入世界文学潮流

研讨会上，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洪治纲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他者的尊重、与他者的交流和碰撞，是自我得以确认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视域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他者的积极互动，看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翠艳、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吴丹鸿和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高明聚焦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讨论后者对前者的引进与接受。吴丹鸿以俄国诗人勃洛克写于十月革命后的长诗《十二个》在20世纪20年代初传入中国后的影响为例，梳理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十二个》的译介和仿写对中国革命诗歌创作的影响，借此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来文学经典的接受和构建。王翠艳聚焦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分别从苏联文学的影响、共产国际和留学生的作用、文学资源的转变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等角度，分析苏联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高明以丰富的史料细节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戏剧运动时期，延安文艺团体鲁艺将俄苏文艺作为重要借鉴对象，致力于在机构、教育、演出等方面实现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历史经验。

以文化界重要人物为例，探讨其对世界文明的吸收与借鉴，对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演进意义重大。钱玄同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的报告围绕“钱玄同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与留学日本所积累的思想资源”展开，以日记等史料为主，梳理了钱玄同在日留学期间的文化活动及在此影响下的文化主张，强调了钱玄同的早期思想是在中外文明碰撞的背景下形成的。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曾与人合办《太白》《芒种》等刊，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采写战地新闻，著有《采访外记》《采访新记》《我与我的世界》等。宁波大学教授南志刚的报告《浙东史学与西方史学互鉴之于中国现代传记发生学的意义——以曹聚仁自传为例》以曹聚仁自传为切入点，探讨中西文化对传记这一题材发展、演变的影响，并对浙东史学与西方史学的互鉴展开深入分析。

更新再造本土文化

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及作品如何兼收并蓄的话题，与会者各抒己见。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徐文贵在题为《王国维接受“美学”的德国进路及其日本影响》的报告中，讨论了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史上引进及推广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性，以及其研究方法和现代意识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王国维的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作为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对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美学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教授钱虹以晚清外交官陈季同的译著《中国故事集》和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独幕轻喜剧《英勇的爱》为对象，论述陈季同的翻译和叙事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阐发其对现代书写的意义。《英勇的爱》分为九场，无论是人物和场景的设置，还是剧情与结局的反转，都吸收了法国莫里哀幽默风趣、悲欣交集的喜剧风格。

“新感觉派”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日本，强调将感性认识论作为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以想象建构现实并利用新奇的辞藻表达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刘呐鸥于1928年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高世蒙的报告《在唯物史观与审美先锋之间——论刘呐鸥及周边文友对弗里契文艺理论的译介与接受》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热的影响下，苏联文艺学家弗里契借由印象派的绘画风格、现代肖像画的主观化倾向以及从人体到机械的艺术表现，对刘呐鸥等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跨媒介的影响。以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对弗里契文艺理论的接受，恰恰形塑和凸显了审美先锋的倾向。

谈及文明互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嬗变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教师王丽聚焦于1919至1949年间的中国喜剧观念及其与西方喜剧观念的交汇，分析了熊佛西对亚里士多德喜剧观念的批判和解读以及多位学者在剧本创作、剧评、剧论和翻译上的贡献，展示了喜剧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郭洪雷的报告《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作家阅读史研究》则从个案切入，研究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现象。比如，汪曾祺的小说《复仇》拼贴了日本作家菊池宽小说的元素，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则在细节处化用了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

汉语写作影响扩大

在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创作中，马来西亚有超百位作家用汉语写作，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描绘马来西亚怡保小城里的众生百态，再次引发中国读者和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注。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员金进的报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围绕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展开讨论，详细探讨了从晚清到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被吸收、发展的过程，深描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与现状。“华文文学作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沟通桥梁，有在地性、世界性、民族性。”温州大学教授孙良好说，在他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海内外汉语写作者重建共识的期待。

着眼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与困境，积极探索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新路径，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又一话题。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朱文斌的报告《茅盾文学奖作品的传播与影响》，认为茅奖获奖作品的海外传播有待加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瑛以余秋雨的散文为案例，认为“文化”是余秋雨散文的中心，其中鲜明的中华文化标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海外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科幻文学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新名片。《中国科幻海外传播报告（2018—2023年）》提到，“中国科幻作品海外搜索热度和相关主流媒体报道数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继《三体》之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陆续走向海外，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等人的作品也逐渐被海外科幻迷所知。与会青年学者结合前沿研究方法，围绕科幻文学的审美特质等话题展开讨论。西南大学教师李国栋以《陈楸帆〈荒潮〉中的赛博格书写与主体性反思》为题，结合概念史，首先对“赛博格”起源发展以及可延伸的四种类型进行介绍，接着从失控风险、义体交易、技术污染等方面分析《荒潮》，认为该小说的赛博格想象蕴含深刻的主体性反思。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奇佳在大会总结中提到，人文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关注如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视点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话题，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