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陈士银：明代儒学对今天世界启迪几何？

　　 中新社 上海1月11日电 题：明代儒学对今天世界启迪几何？

　　作者 陈士银 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综观中外历史，有三大微笑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摩诃迦叶的微笑，这是领会佛教真谛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叶师徒传承的默契；二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是文艺复兴的微笑，代表民众走出神的光环，绽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则是王阳明临终前的微笑，这是儒者的微笑，代表内圣与外王的结合及从心所欲的超越。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第一流代表，他既开创了足以匹敌程朱理学的阳明心学，又立下了平定宁王叛乱这等盖世功勋，在整部中国儒学史中，王阳明都堪称内圣外王的完美典范。

　　“王阳明的微笑”背后有何儒学意义？

　　公元1529年初，王阳明弥留之际，露出一丝微笑，留下遗言“此心光明，复何言”。他既是一位儒者，又被奉为一代名将，这种全才在有明一朝乃至整个中国儒学史上都屈指可数。而其所创“阳明心学”则将儒学从僵化狭隘的程朱孔洞之中牵引出来，赋予它前所未有的空间与生机。

　　儒学本是文武兼备，知行合一，但到了明中叶，儒者普遍重文轻武、重知轻行。在他们心中，儒家的六艺之学萎缩成读书之学。王阳明在一次为言官仗义执言之后，被太监刘瑾追杀，后到龙场驿任驿丞。他为自己打造一口石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躺在其中感受死亡，思考人生，完成了“龙场悟道”，率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按照他的理解，当时儒者认为先要“知”才能“行”，但往往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而“知行合一”可避免知行分离之病。

　　王阳明儒学上的“知”和军事上的“行”桴鼓相应。他将儒家的仁义、诚正与兵家的杀戮、奇谲融为一体，从事儒学，便打开程朱理学的固化和局限，不适时代和现实的局面，阐明隐微的圣人之道与高妙的良知之学；他披甲挂帅，便平定积年盗贼，擒获反叛诸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与明朝开国以来的儒者不同，王阳明对儒学的理解没有拘泥于卷册之中和口舌之上，而是返璞归真，从寻找本来的良知入手。乱世之中，面对不公，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念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单讲知行合一，观照范围犹有局限，“知行合一”大体是以儒者为主，而很多下层百姓、低级士兵，他们辛勤耕种、死不旋踵，哪一点输于吾儒？有没有一种可能，打破这些阶层的壁垒，解锁儒学的开放性，找到一种可以将所有人联系到一起的途径？经过反复摸索，他愈发感到良知是关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奸佞小人？这就不能单讲良知，还需“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一直都在，只是后天受到昏蔽，迷失本心。如果说程朱理学还带有浓郁的知识精英的色彩，那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则呈现出强烈的打通士庶藩篱的趋向。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百姓，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找回本心，乃至成圣成贤。

　　“儒学王朝”的强大生命力何在？

　　有观点认为，儒学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工具。可是，哪个封建王朝的存世时间能与儒学相提并论？“儒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远迈唐、宋、元、明。即便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等人，也只能部分吸收或者利用儒学，就算有除去或消灭的想法，终究也无法打败或者消灭儒学。众多王朝的大厦竞相倒塌，而“儒学王朝”的基石坚定不移。秦汉以来，王朝的存在时间，少则二世而亡，多亦不过两三百载。儒学即便从孔子算起，就已绵延两千多年，这绝非出于偶然或者运气。

　　儒学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制定民族的价值标准，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也不仅在于涌现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比如郑玄、韩愈、朱熹、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等，还在于儒学的不断自我革新，顺应时代发展的脉搏，比如汉、唐、宋、元的儒学各有各的表现形态，即便同一个王朝，明代前、中、后期的儒学表现形式都不相同。

　　明初儒者多半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几乎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视为真理的化身。至于明中叶，随着阳明学的崛起，儒者再去固守程朱理学的旧知，很可能被视为迂腐。暨乎明末，很多儒者围绕在东林书院、复社周围，想要重整世界，而非做一个墨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的信徒。明亡之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既受到师承、家学的影响，拖着东林党、复社的影子，又对有明一朝的学术进行大反思，并提出诸多具有民主色彩、革命色彩的言论。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批驳，对民众福祉的关切，并不逊于同一时期的霍布斯、洛克等人。

　　17世纪中后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无法实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思想巨子的发扬，这些明代遗儒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给予世人推翻清政府的精神激励。退一步讲，如果说儒学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那么儒学同样具有“汤武革命”的精神，促成腐朽政权的覆灭。看上去，封建政权利用了儒学，钳制了儒学，实则儒学自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日月之光又何必与烛火争短长？烛火成灰有时尽，日月普照无绝期。

　　“儒学之光”如何影响世界？

　　既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几千年来，儒学没有像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一样，积极主动地向其他文明传播扩散？

　　自15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抑或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明朝都有能力探索乃至征服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非洲海岸，甚或更远的美洲、欧洲。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根据儒家的温和观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非“远人不服，派遣舰队征服之”，更非“远人不服，变成奴隶贩卖之”“远人不服，传播病菌消灭之”。要之，儒家学说体系中没有扩张的基因。

　　但是，没有扩张的基因并不能保证本国免于沦为他国捕食的对象。虽然在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力量远不足以征服中国，然而东西方势力的对比差异愈发凸显。如果儒者依然固步自封，拒绝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动态，又如何能推动国家的发展？从万历皇帝，到徐光启、李之藻等儒臣，再到数量庞大的士大夫，不少人都领教了西方的舆图、船炮、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等器物的精妙，却几乎没人愿意派出一艘帆船前往大西洋国一探究竟。其何以故？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块土地太让人安逸了。既然我们已经处于最富强、最繁华的中心，又何必远涉重洋到几万里之遥的蛮夷之邦受苦受罪？

　　同时，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并非只源于某个人，而是国家之间意志较量的结果。如果没有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天主教廷的强力支持，西方冒险家绝无可能开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利玛窦也极难谱写东西方交流的篇章。相较之下，明廷坐视本国两万多商民在家门口的海岛上被外敌屠杀(指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华人)，尚且不能派遣一兵一卒，仅靠盛怒和谴责根本无济于事。西方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到，由于明清政府的“不支持”“冷漠”，以至于海外华商几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没有基本的安全感，更遑论去探索万里之外的新大陆。

　　此外，在我们拷问为什么儒学没有促成明清中国的“启蒙运动”之时，也不妨反问：启蒙的尽头是什么？

　　可能是更高程度的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也可能是封闭、压迫、专制、不公；可能是更广范围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处，也可能是通过不断竞争、不断革命引发对世界一轮又一轮的瓜分与破坏。不容否认，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人类开创新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迫害、灾难以及战争并没有显著减少，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回到17世纪中叶，无论朝代如何改名换姓，知识阶层想要改良社会，寻找路径，离不开对世界进展的关注(从历算、舆图、火炮等表层，到制度、思想、文化等深层)，同时也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尊重。尊重传统并非盲从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理性地继承传统、厘革传统，从中开出新的生命。

　　作者简介：

　　陈士银，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礼学、明代礼制等。

　　发表相关论文近20篇，出版著作6部，包括整理古籍《礼记析疑》《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编著《清华有礼：〈仪礼〉复原研究工作纪事》(副主编)，专著《慧聚中华：中国思想版图的十二座高峰》，代表作《摇曳的名分：明代礼制简史》《王阳明的微笑：明代儒学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