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一条线，擘画了700多年。

照着商周的模样、秦汉的形状，比着魏晋的风格、唐宋的风韵，蘸着辽金的遗墨，从中国的元代起笔；跨过元朝近百年的金戈铁马，纵贯明朝270多年的斑斓岁月，穿越清朝入关后260多年的风云际会，一路纵笔如戈；记录下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瞬间，奋笔疾书过革故鼎新、救亡图存的篇章；挥如椽之笔书写新中国的历史，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豪迈，传承千年文脉，表达人民意志，擘画出新时代的文化风采。

这条线，就是纵贯南北、联接古今的北京中轴线。

时光在中轴线上再添新标高——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这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从辽陪都到金中都

没有古老的京城，就没有今天的中轴线。

北京为城，由来已久。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国，建都于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遗址至今尚存；封黄帝之后裔于蓟国，建都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城，称为燕京；秦朝设蓟县；两汉时期设燕国；北魏时期改为燕郡，北齐时期于燕郡设置东北道行台，北周时期将此东北道行台改为幽州大都督府；隋朝时期改幽州为涿郡，唐朝时期又改回幽州；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幽都府，作为辽的陪都。宋辽金时期，东北游牧民族兴起，“燕云十六州”是大宋王朝头顶的一颗雷，成为宋、辽、金三朝三国血拼之地。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率部，与辽战于今天北京西直门外的高粱河畔，宋军大败，北宋痛失幽燕之地。此后三百年间，宋朝与辽打、与金打、与蒙元打，北宋打完南宋打，杨家将打完岳家军打，梦想收复失地。“燕云十六州”成为两宋心中的痛，痛得泪涕飞，一直痛到灭亡。上溯三千年，各封国、王朝、民族在幽燕之地反复争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北京城逐渐形成，战略位置日趋重要。

所以说，北京城的根，在西周的燕都蓟城。这里踞北扼南，地望形胜，西、北、东三面环山，有太行山脉、燕山山脉拱卫。崇山峻岭之中峡谷深涧密布，守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出可以通往西北方向蒙古高原、东北方向松辽平原；正南方向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纵马奔驰，可以“一鞭直渡清河洛”。燕蓟之地因而成为联结东北、西北、华北和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掌控北方重地和边塞要地的军事重镇、边关门户，战略位置险要。有诗曰“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金人看重此地，认为“燕都地处雄要”，是能“控制南北”的战略要冲，当为用兵之地。辽朝看重此地，把古之蓟城、幽州、燕京，提升为辽朝的陪都，建成经济文化重镇，开启了北京都城史的序章。

金朝灭辽国、灭北宋之后，江淮地盘扩大，认为“帝王都会，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燕蓟若也”，必须调整指挥中心和政治中心。公元1153年4月，金朝海陵王完颜亮下诏，将都城从黑龙江的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往“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的燕京城，是为“金中都”。金朝统治者甚至下令“削上京之号”，平掉和拆毁了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誓将搬家进行到底。由此，从“城”到“都”的燕京，开始从“陪都”到“首都”的转身，北京建都史从序章走向第一华章。

金都得有金都的样子。“辨方正位”，是古代王朝立都的第一要务。既要有中和天下的气派，又要有制衡南北的势力，还须有辐辏八方的交通便利，金中都得兼。金人建都，尊重华夏正统思想，秉持“居天子之正”的理念；以《周礼·考工记》为法则，以宋朝汴京城为蓝图，在保留辽陪都原貌的基础上，按中原王都营造的礼制观念，设计了宫殿、坛庙、衙署、园林、陵寝等，是为“筑燕京，制度如汴”；金中都将辽陪都的地基向西、向南扩展，将西侧的莲花池纳入城区，宫城居中，有水相伴，此所谓“得中之制”。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北京地图，来审视当年的金中都。那时的都城孤立独成，四周一片荒凉，蒹葭苍苍。在荒野之上，它落地就是“中”，天下并无它。宫城外围，有皇城、大城环绕，有城门、道路贯通。此时，中轴线端倪初现，它从大城南墙正中的丰宜门出发，向北经龙津桥、永乐坊、金水河、宣阳门，一路穿越皇城、宫城，直抵大城北墙正中的通玄门，笔直而畅通。于是，南起丰宜门，北到通玄门，纵贯全城的金中都中轴线跃然而出。皇宫之所在，恰好居其中。

此后，金中都不断地扩建，先后修建了北苑万宁宫、南苑建春宫等，逐水草、筑园林，把千形百状的水域包裹在规整的宫墙之内，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形成多姿的都城风貌，但千变不远其水，万变不离其“中”，中轴线依然分明。

但是，金中都的中轴线，还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

忽必烈看中了积水潭

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陷金中都。

蒙古帝国经过了成吉思汗、托雷、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几代大汗更替之后，托雷之子、蒙哥之弟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称帝。公元1264年，忽必烈开始着手建设蒙古帝国之都，书写京城建都史的第二华章。

都城的选址，至关重要。有两个因素是蒙古人必须优先考虑的，一是基于游牧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安居心理，与金人一样，都城要“以畜为本、以草为根、逐水草而居”，事关安居；二是灭南宋之后，天下尽入囊中，都城必须位居天下之中，有利于掌控天下、交通八方、攻防守备，事关安全。

这里沼泽众多、水草丰沛，被蒙古人一眼看中。北京过去堪称北方水乡，有永定河、拒马河、温榆河、潮白河、泃河五大水系纵横。北京城至今保留有海、河、湖、池、塘、湾、淀、潭、沟、泉、井、坊、坑、桥、坝、坞、壕等许多与水有关的地名，有北海、后海等6个“海”，通惠河、金水河、高粱河、菖蒲河、亮马河等若干条河，积水潭、玉渊潭、昆明湖、龙潭湖、海淀、莲花池、金鱼池等若干个湖；还有龙须沟、南河沿、玉泉、毛家湾、王府井、白纸坊、甘石桥、东坝、北坞等通水蓄水排水之地名。一座城市有如此之多与水有关的地名，在北方地区罕见。

公元1267年2月14日，新都城开工。元史收录的“大都城隍庙碑”中，记载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负责建设的总工程师，是忽必烈信任的汉臣刘秉忠，以及他的学生郭守敬等。他们实地踏勘了金朝当年投入百万之众、雄踞60年之久的金中都，察看了西南角的莲花池，显然不满意那里的水质，更不满足于有限的供水量，他们在谋划更宏大、更长远的远景。在金中都东北方向的郊外，他们看中了金朝的离宫万宁宫，称之为“琼华岛”，更看中的，是东边更加丰沛、更加辽阔、更加肥美的水草之域白莲潭，忽必烈称之为“积水潭”。他们决定，将新都城的中轴线从金中都的中轴线位置，向东北方向平移到积水潭旁，立一个中心台，在后来的南城墙丽正门外，勘定一棵树作基点，此树此台“为向以对”，南北一连、两点一线，与积水潭东岸相切，被定为中轴线。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忽必烈尊重周礼，看重大汉文化。元朝之“元”，即出自《易经·乾卦》的“大哉乾元”。他们遵照《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法则进行规划，宫殿居北面南，寓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中轴线上分别建设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两侧布局坛庙和官署；全城设计成棋盘状规整的街巷格局，以《周易》之爻辞卦辞命名各个城门，用离卦中的“日月丽乎天”将正南门名为“丽正门”，取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之意。元朝的都城建设，历20多年乃成。

意味深长的是，若干年后，研究者发现几个奇异的问题，一个是关于都城的城门数量，不是《周礼·考工记》法则里的12座，而是11座城门。的确，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各有三门，而北城墙只有两个门，令后人费解。一种解释是，此源自儒家的术数之说，即把阳数的中位数5，与阴数的中位数6相加，得到11。元人释义说，“辟门十一，四达憧憧，盖体元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另一种说法是，南设三门、北设两门，取自《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南开三门以法天，北开两门以象地，以奇偶之数表示天南地北、法天象地。第二个问题是，都城的中轴线并非在正北正南的子午线上，而是正北稍微偏西。一种说法是，忽必烈设计中轴线的北端，指向260公里外、位于今内蒙古的元上都，但此说缺乏史证；另一种说法是，除了祭祀建筑，中国古代人居建筑有“忌四正”、避子午一说，中轴线的微偏，有敬畏天帝、避让北极之意。这两个问题，确有存在，但事出有因，说明元朝统治者建都时有深谋远虑，既尊重中华传统理念，又敢于离经出新，是为守正而创新。

公元1271年底，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宣布国号为“元”，第二年下旨将都城命名为元大都，号令居民全部搬进新的城郭，此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至此，气象一新的元大都出现在燕京之地，中轴线建筑长廊赫赫入眼、昭昭于世。

公元1293年7月，水利专家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主持开凿的通惠河正式通航。从此，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由通州延长到积水潭，蔚蔚泱泱的元大都既充分饱受水泽的丰厚滋养，又持续享受漕运物资的丰盈喂养。160里的通惠河，把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联结在一起，出现了通惠河畔舟车喧嚣、积水潭上“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

这些旧貌换新颜，发生在宋元之际的几百年间，不同王朝、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在幽燕之地上演的争战大戏、文化大戏，像一台气势恢宏的戏曲。金中都，是先秦时期燕蓟之城发展演变的终曲；元大都，奏响了元明清三朝赓续营建北京城的序曲。

舞榭歌台，无觅千古英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元代的城墙、城门多以夯土和木结构建成，而非石制建筑，且建造能力、建材质量、施工水平、防腐技术肯定不如后世。几百年来，许多宫阙毁损于战乱或消失在重建中，有的遗迹灭失在风销雨蚀里，不少残砖断瓦掩埋于城市堆层之下，遗留下来的多是风化的土城，但元大都的风骨犹在，中轴线的脉络尚存，历久而不泯。

一公里走了150年

“天子择中立国”。与金人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一样，元朝也认为“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甚至认为“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这与后来的明朝也认同北京乃“天下之中”一样。这是一种价值认同、理念共识。

何以为“中”，中轴线是地标。

元代后期，蒙元贵族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掠夺、盘剥和奴役加剧，横征暴敛频繁，苛捐杂税繁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朱元璋统领的红巾军横扫长江流域，占领金陵（南京）。公元1368年1月，朱元璋即皇帝之位，国号大明，建都南京。明军随后向北挺进，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攻入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顺帝弃城北逃，使元大都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鉴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建在中原，明太祖朱元璋感觉金陵偏南，对北方尤其是逃入北漠的北元残余，有鞭长莫及之感，思忖将明都迁往汴梁，并下诏以汴梁为北平，以金陵为南京作陪都。但是，反对者众，一是经历唐代安史之乱、两宋动荡、元末混战，北方地广人稀，生产力不振；二是汴梁受黄河泛滥的威胁，年年有灾情，岁岁难安澜，疲于应付；三是汴梁缺乏天然屏障，一旦游牧铁骑杀进中原，明王朝难逃宋王朝一样的命运，所以移都汴梁的打算被放弃。朱元璋也考虑在老家安徽凤阳建都，但凤阳城过于衰败，加之财政吃紧，只能作为陪都，建了一段时间便作罢。朱元璋还派出太子朱标，于公元1391年考察洛阳、太原、西安等备选城市，但都不理想，只好就以南京为都。在后来迁都北京之前，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达半个世纪之久，建设得金碧辉煌、富丽堂皇。

公元1399年8月，朱元璋之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北打到南，历时3年，直捣南京城，并于公元1402年7月登上皇位。公元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奏称，燕平乃“龙兴之地”，当仿效明太祖朱元璋设凤阳为陪都的做法，立燕平为陪都。这一建议，被对燕地有感情的朱棣采纳，于是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擢为“行在”。

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下诏，以南京为蓝图兴建北京城，并筑长城、修陵墓；打通南北漕运的关键河段会通河，通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全线畅通，把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一如元代忽必烈当年的做法。朱棣皇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已昭然于世，北京城迎来建都史的第三华章。

公元1416年，按《周礼·考工记》都城形制的设计，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但规模更大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这项核心工程历时4年完成。公元1421年2月，朱棣皇帝下诏迁都，设南京“应天府”为留都，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大明王朝浩浩荡荡地入驻北京城。从此，北京成为明清两代的首都，近五百年未变。

金朝、元朝、明朝对《周礼·考工记》的遵制，是一种价值认同、理念共识，表明了周礼的深远影响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相融性和绵延不绝的传承力。

未曾改变的，还有中轴线的方位。这是一座古城的脊梁和灵魂。

当年元大都的中轴线，从中心台出发，向南经万宁桥、皇城北门，纵贯御苑、宫城，从宫城南门崇天门，出皇城正南门灵星门，直通T字形广场，抵达大都城的南门丽正门，全长约3.8公里。

明永乐时期的北京城，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中轴线，但由于宫殿、庙社、门阙、郊祀祭坛等建筑增多，中轴线长度被延伸。宫城以北，修建了景山、钟鼓楼。宫城以南，“左祖右社”的太庙与社稷坛建于中轴线两侧，这种设计更紧凑、更集中、更规整；南城墙向南平移了0.8公里，南城门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北京城的南郊，还新建有祭祀性的建筑天坛、先农坛，以敬天法祖。此时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到正阳门，全长为4.8公里。

从3.8公里到4.8公里，北京中轴线延长了一公里。这一公里，整整走了一个半世纪。

从元明清一路走来

历史在演进，城市在成长。

又走过130年，到了公元1550年，即明嘉靖二十九年（农历庚戌年）。由于受到瘟疫、干旱等天灾影响，游牧在蒙古草原上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向大明王朝求救，请求同意通商互市、补充物资，以接济民生。明朝官员断然拒绝，斩杀来使，重金悬赏俺答汗的人头。被激怒的俺答汗遂出兵进犯明朝，明世宗朱厚熜以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抵挡，但贪生怕死的仇鸾贿赂俺答汗，只求辖区大同的安宁，得到好处的俺答汗调转马头，率铁骑沿潮河直抵古北口长城，扰袭密云、怀柔、顺义的明军，勒马通州，刀指北京城。史称“庚戌之变”。

俺答汗兵临城下，明朝廷惊慌失措。北京城守军仅禁军5万，且多为老弱，刀不能破朽，箭不能穿缟。明世宗朱厚熜飞檄召兵勤王，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七路明军先后赶到，但在猛如狂飙的蒙古铁骑和那寒光闪闪的弯刀面前，皆不敢战。俺答汗兵长驱直入，攻到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并通过俘虏的明朝宦官杨增致信，再次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见明廷没有动静，俺答汗率兵转战今昌平、西山、良乡、保定、延庆，所过之处哀鸿遍野，然后回师潮河，从古北口出塞，挥刀扬言再来。

且说明世宗收到信后，不是不想回话，而是不知道怎么回。召集一众文武商议，各执一词，自认有理，最后明世宗拍板，允诺了通贡，开通了大同马市，俺答汗撤兵北去。从此，蒙、明边贸实现了正常化。及至后来，双方达成和议，大明朝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归附中央政府，北部边境安定数十年，走西口的群体开始出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流交融加深，成为蒙汉关系友好的典范。

庚戌之变虽已平复，明蒙关系日益密切，但明世宗意识到了加强防御的重要性。公元1553年，大明朝廷修建了北京外城，长长高高厚厚的外城墙，把南郊的先农坛与天坛包裹进来，北京城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军事防御能力大大增强。中轴线的南段，也自然延伸到了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

此时的北京城，呈长长的“凸”字形，中轴线因此被拉长到7.8公里。

这就是今天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长度。这条轴线也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城市轴线。

话说到了清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公元1618年4月起兵反明，连克70余城。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病殁，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登基称帝，于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1643年驾崩。在叔父多尔衮和母亲孝庄太后摄政之下，6岁的顺治帝继位。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北京，杀进紫禁城，崇祯自缢，明朝灭亡。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明末将领、清初藩王吴三桂，于山海关大败李自成，使顺治皇帝于当年顺利地成为北京紫禁城的新主。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的268年间，清王朝总体上维持了北京城的格局和原貌，对中轴线上及两侧建筑进行重建、改建、扩建，但以修缮、美化为主，很少大拆大建或毁旧建新。用梁思成的话来说，是“改变殊少”“未曾稍易”，“一切巨规宏模，无一不沿自明朝”。紫禁城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东西六宫分列的布局没有改变，但复建了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等部分宫阙，将“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新建了景山万春亭、绮望楼、寿皇殿建筑群等，万春亭成为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是纵览中轴线建筑长廊和北京城全貌的最佳位置。

1840年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北京、焚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占我皇宫、烧杀抢掠，外国强盗侵犯我主权、滥杀我同胞，毁坏建筑、抢劫珍宝，致使我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气象万千的北京城屡遭劫难。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为保护家园、维护尊严、守护文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抢不走、毁不掉、打不断的中轴线，是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虽是伤痕累累，却是意志不倒、风骨犹在。

有清一代，历史风云变幻，北京的城市面貌在发生变化，但整体格局得到保持与延续。中轴线的宽度、厚度在增加，但7.8公里的长度未变。这条穿越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文化轴线，一路风尘，满身沧桑。

走在中轴线上，如同行进在时光隧道。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的政治中心、紫禁城的养心殿，隆裕皇太后以6岁皇帝溥仪和自己的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这是清朝末代皇帝的逊位，更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结束，北京中轴线是现场的目击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举行隆重而庄严的开国大典。这是发生在北京中轴线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古老大地上的主人。

人民城市人民建，首都建设从此奏响了第四华章。昔日的千步廊，是今天人民的广场；曾经是皇帝祭天祭祖的庙坛，如今是劳动人民的公园和文化宫；帝王享用的宫殿、苑囿、坛庙，从此为人民所拥有，北京中轴线是历史的见证者。

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从北向南依次为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和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农坛、永定门，一一展示其点位，恰似展映一部纪录片，3000多年的建城史、1000多年的建都史，870年前设金中都、700多年前设元大都、600多年前建明都、380年前建清都，11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75年前新中国成立，历史的画卷投射在中轴线上，落笔不凡，刻度清晰，为世界留下中国的印迹，史载千秋，历历在目。

文化一脉相承，古都千年同风。北京中轴线是活化的文化遗产、物化的艺术结晶，集中体现并标注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特征，是突出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载体，像明珠闪耀在人类文明的皇冠之顶；北京中轴线是一部高度凝练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创造智慧、艺术传统、美学原理的文化经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文化主心骨，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它，就是留住了城市的根、文化的魂。

皇皇华夏挥巨构，耿耿长河起壮歌。北京中轴线是历史的足迹、文化的地标、精神的丰碑，是一个文明古国成长的史记、伟大民族奋斗的史诗，是一首历史的奏鸣曲、民族的交响乐、人民的大合唱，团结奋进是时代的主旋律。一个不知道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是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坚强的文化意志，是一个政党对文化的鲜明态度和深沉情怀。

北京中轴线，伟岸地行走在世界文化遗产的T台上，是人类文明的长河上一道古老而葱茏的风景线。

（作者：刘汉俊，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