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慎用与巧用

贾平凹之于商洛方言、陈忠实之于关中方言，他们的作品中因使用方言而氤氲着浓烈的桑梓情怀。图片节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改编自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同名连环画。资料图片

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故乡，有故乡就有方言。方言是作家成长道路上的阳光雨露，是作家的精神之根和生命之根扎向纵深处的丰厚土壤，也是作家构建文学语言大厦的根基和砖瓦。

方言的滋养与浸润是浸入血脉的，往往伴随着作家一生的文学时光，默默地推动作家形成独特的语言审美和创作个性。方言和民俗对文学的深度介入，促成了文学地理学的诞生，使文学研究领域变得更加广阔。

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讲，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土语”，是局部地区的传统通用语言。很多方言保留了诸多古音、古词、古韵，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和传承不息的文化脉络。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个“俗”的内容之一，就是方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为边界的语言区隔。这个问题，古人就懂。西汉扬雄之所以写《方言》这部论著，就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打通壁垒。由于元代的散曲杂剧里夹杂着方言，近代学者张相就费尽心思编写了一部《诗词曲语词汇释》，其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对方言语词的注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清障护航。这说明，古今作家都注意到了方言在创作上的局限性问题。

任何语言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使用者多与少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作为这方土地上的语言，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着“粗俗”与“浅薄”。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多方言充满了奥义，很多时候用通用语言都难以准确诠释，这源自方言的生动形象和丰厚内涵。有时它比通用语言更具魅力，更具表达上的通透性。

方言以鲜明的地域性和极高的辨识度，占据着一方的语言高地。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面对各种外来语、流行语和新语汇源源不断地输入，方言依然是一股“我行我素”的清流，持久而坚韧地保持它自身的内在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凭借方言和口音来认祖归宗，判断特定人员的乡籍地域。正因为“乡音难改”，一般来说对方言难以进行彻底改造和更新，只能让它更加丰富，进而形成多音混杂的语言格局。

从文学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对方言是屏蔽的，作者都使用纯正的雅言书写，从而保证了传统经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诵读与流传。方言进入文学，是叙事文学产生之后的产物，破冰始自唐人的笔记小说，宋话本持续跟进，到明朝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便彻底打破禁锢之门，让方言走进了故事文本，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里面夹杂了大量方言俚语，当为方言运用的典范。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像一个艺术精灵，带着泥土芬芳和山野气息，穿梭在小说世界的字里行间，赋能古代白话文创作。而小说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渊源上讲，小说盖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运用，就使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是民间话语在书面语上的色彩还原，这既是出于介绍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达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在发轫之初，是白话文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批重量级作家都在主动规避方言，尽量使用明白通晓的大众语言。这种大众语言是全民都能够读懂的，从而保证了作品传播的有效性。反过来看，如果作品过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阻塞了传播通道，不利于文本传播。一些地区的方言，外地人听来就像外语，很难进入文学阅读层面。试想，假如茅盾的《子夜》《蚀》用沪语写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用绍兴方言写作，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恐怕江南以外的读者很少有人读得懂。有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作家，用上海方言写了一部章回小说《何典》，以手抄本流传于淞沪地区，刘半农曾为之作序，鲁迅曾两次为之写题记，但这部作品依然没有进入大众视野。除了小说质量的原因，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方言，个别词语实在是晦涩难懂。叙事语言的地方化和小众化，必然导致阅读群体的地方化和小众化，会让这个方言区域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

语言作为工具，永远是为说事服务的。干什么活用什么工具，厨房案头的主要工具是菜刀，但有时剪刀更好使。在小说中偶尔用方言作为特殊用意的表达，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如画龙之点睛。所以，鲁迅也好，老舍也好，他们在面对方言的时候，如无必要，一定不用；用则巧用，用于刀刃，一针见血。鲁迅在《风波》描写江南水乡农家晚餐情景时写道：“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这里的“做市”是绍兴方言，赶集的意思，可以想象一群蚊子四处飞舞的景象，纷乱而壮观。“做市”一词，使原本平淡的乡土意味变得浓烈起来。

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以方言之美创造叙事语言之美，是大家共同遵循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对丰富叙事句子的语义功不可没，且强化了作品的亲切感，拉近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方言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冷僻字和冷僻词太多，那么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应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作家对方言要有足够的敬畏，对所用的方言词语既要有“质”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准把握。贾平凹之于商洛方言，陈忠实之于关中方言，林斤澜之于北京方言，冯骥才之于天津方言，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方言是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生命体验，童年的生活印记，给他们刻下了抹不去的桑梓情怀，使个体记忆与历史传承深度交融。

蓬勃发展的现代语言并未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既有的风貌。作家对于方言依然情有独钟。正是由于方言的合理使用，使作品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蕴含了乡愁，也暗藏着寻根意识。作家与方言的关系就是土地与种子的关系，其作品也就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作者：李春平，系安康学院文学院教授、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