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中华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武斌先生在其新著《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中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其传承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重视自身的文化传承机制，或许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密码之一。

独特的文化传承载体

说到文化传承，我们首先会想到载体的问题。文化传承的载体有很多，在某种意义上，举凡人的衣食住行，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物，都可以视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但在所有的载体当中，语言文字因其高度的抽象性而显得极为特殊，尤其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树一帜的汉字，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开始就未曾中断，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参照这个观点，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家”。对此，中国人是有着明晰的自觉意识的。比如自汉代开始，中国人就以文字之学为“小学”，对汉字的学习和研究不遗余力。在古代，一个人的“小学”水平往往成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在一个个汉字当中，深层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

与此相关，中国人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称谓，其职责之一就是“作册”，故《尚书·多士》曾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这个传统。一部二十四史，将中国各朝各代的兴衰记于文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传承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中国人还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十分热衷于书籍的编纂、整理和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就对宋四大书以及清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故事，作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另就藏书而言，官府方面有汉代的石渠阁、明代的皇史宬和清代的四库七阁，民间方面则有著名的天一阁、海源阁和皕宋楼等。如此重视历史的记录、经验的总结和知识的传承，对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作用自然不容小觑。

多元的文化传承主体

“文化”二字，原出《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人生理想。因此，从文化传承的主体来看，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对文化问题无时或忘、极端重视，并由此形成了多元互动的格局。

我们知道，中国素有“天下”的概念。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展。比如我们上面提及的宋四大书和《四库全书》等大型史书、类书的编纂，均是由国家出面主持完成的。其实像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没有官方的组织和支持，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

这里还要提到中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自唐正式创立，至清末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了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形式，对于巩固统治、安定社会、传承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科举制度传入西方，促进了欧洲文官制度的形成。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完备的官学体系，既有中央一级的国子监，也有地方的乡学、县学、府学等。科举制度的教材以儒家文化为主，通过科举制度，儒生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士人的学习热情，当然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

除了官学，中国古代的私学也相当发达。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先河，他主张“有教无类”，曾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的美誉。此后，中国历代退休或半退休的官员，甚至有些在职的官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生，都特别喜欢讲学、游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书院的勃兴。武斌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中说：“书院作为教授生徒的教育机构起源于唐末，历经五代、宋、元、明，数百年间发展滋蔓，遍于中土。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在士子中的地位傲然于官学之上，遂成为与官学相辅而行的教育组织。”著名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被后人称为四大书院。其实古代其他大大小小的书院还有很多，比如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曾在江西铅山鹅湖寺讲学，各抒己见，展开激辩，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后的明代，在此地建立了鹅湖书院。

当然私学不光有书院，还有作为私塾而存在的家学，以及免费为穷人举办的义学等。清末武训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就曾广为人知。这些办学形式，与官学相辅而行，并形成互动。可以说，它们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化因交流而精彩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形成，肯定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其中不仅会有内部各种思想的交流、辩论和融合，还势必要与其他文化和文明开展广泛的交流互鉴。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诸子蜂起，相率论道，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并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根脉。武斌先生就此指出：“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与激荡，也意味着空前的文化交流。诸子百家，各持己说，相互驳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党同伐异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百川汇流、多元融合，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可谓这个“汇流”“融合”的交汇点。

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更是多有强调。在谈到元代的文化发展时，作者指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不仅包括“外国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向西方传播”。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而逐渐向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秉持这种理念，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将继续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孙福万、夏莹，分别系国家开放大学教授、辽海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