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桐城文脉代际传承原因浅探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繁荣兴盛，人才辈出，以文学、学术传家者不胜枚举，孕育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桐城文教传统极富生命力，往往一乡一族之内名家荟萃，而一家之内又代有闻人，累世不绝，形成“文化世家”现象，众多文化世家促成桐城的文化流传盛况。桐城文化之有脉络可寻自明初始，谱系流脉则衍至民国时期。其文脉传递跨越数百年，自有其“密码”所在。

一

明清桐城文化家族极其重视子弟教育。在流传下来的家规家训中，子弟教育都处在极重要的地位，且在教育目标和方式上，有大致相似的宗旨和路径，体现出既高远又切实的培养理念。桐城光氏认识到教育是兴族根本，“族欲其大也，必须培养子弟”。刘氏也总结宗族长盛的根源在于读书：“千年阀阅之宗，必是家传黄卷；屡代簪缨之胄，无非世守青缃。金张七叶，显贵盈朝；王谢两家，风流满巷，莫不枕经葄史。”刘氏家族还认为并非贫困导致失学，而恰恰相反，“究厥长贫之故，良由不学而然”。

在教育之道上，桐城文化家族各有举措，但又体现出共同的特征。首先，强调“务本”，即培养根本的精神品质。麻溪吴氏家训明确阐述了这一思想——学习不是为了记诵、辞章、荣名，甚至事功，因为这些都是“末务”，学习要以希贤希圣为本，并以“仁义礼智实其心之德，战兢惕励保其心之范”。光氏同样主张在子弟教育上，“非徒讲究训诂，资取功名已也。必贵隆师择友，使之兴廉察孝，谨言慎行，崇本务实。”

其次，教育应从幼童抓起，循序渐进全面开展。桐城胡氏在家规中指明了各年龄段须学习的内容：“凡小子能言，教之称呼，及作揖务要从容和顺，教以诚实。四五岁，教之谦恭逊让以收其放心，温和安静以消其猛气。有不识长幼尊卑者，必诃禁之。七岁则入小学，论、孟、孝经即与训解，教以孝悌忠信，使知礼义廉耻，教以洒扫应对进退，教以歌咏忠孝诗章。稍长而聪明者，出就外传，渐次读四书五经。”麻溪吴氏规定“入塾时即以小学幼仪逐一疏解。俾知入孝出悌，谨言慎行，所谓少成，若天性成自然也。及长，择名师益友相与磨砺之”。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更多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族人，可使家族文化和规范得到遵行和传承。

最后，要针对子弟不同的资质进行分层次地培养，慎选并厚待老师，部分家族还依据族产多寡给予子弟资助。麻溪姚氏选拔聪慧子弟专事诗书，并于“每年四仲月汇齐宗祠，命题会课，请尊者主盟，分别奖励之。行成名立，光前裕后，皆于此基焉”。高甸吴氏做法类似：“秀者教之诗书，朴者教之农工，务使正其趋向。”胡氏在选择子弟的老师时，“必择经明行修，文理优长，言动可法者奉以为师，取以为友。厚其供馈，隆其礼貌”。对优秀特别是贫困的优秀子弟考核后予以奖励和资助：“子弟有入泮补廪明经科第者，议出花红以明奖励”，“子姓果有聪颖出群，贫不能读者，公议资以束脩，每冬至入祠考课方准给付。”清代桐城个别大族还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公产以资助教育，且普惠全县。如桂林方氏对本族子弟赴乡试给予资助，乾隆时期“族人凡应试入闱者，赠卷价银二两，桐城加路费银二两”。方氏的试资义田并不是只为方氏族人，而是全县寒士乡试赴江宁都可以申请。后来经营不善，方氏子弟一度都申请艰难。道光二年（1822年），方传理进行了改革，规定每科定额三十二名，外姓之有科举者分十六名，本族给十六名。此后渐有盈余，又续置地产，试资不断加增，至清末桐城士人多仰赖这笔资助。

桐城各家族在子弟培养方面各有其独特方法。如清河张氏重视家族中的考课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每年“正月为始，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疏不数，但不可间断，不可草草塞责”。对学习环境要求“读书须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读文作文皆须凝神静气，目光炯然出文与题之上”。对学习可能中途而废的情况十分警醒：“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实为学业成废之关。盖自初入学，至十五六，父师以童子视之，稍知训子者，断不忍听其废业。惟自十七八以后，年渐长，气渐骄，渐有朋友，渐有室家，嗜欲渐开，人事渐广，父母见其长成，师傅视为侪辈。德性未坚，转移最易；学业未就，蒙昧非难。”张氏明清时科举成绩在桐城各族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桂林方氏，当与其严格有效的教育方法有关。在文化家族重视教育的带动下，全邑都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俗。桐城谚语中广为流传的“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三代不念书，犹如看圈猪”，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二

明清桐城倡导忠孝，注重刻苦践行，不仅涌现了不少以忠孝节义彪炳史册的典范，也使得刻苦向学，坚忍不拔等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品性追求。明末天启时任左佥都御史的左光斗，被魏忠贤陷害入狱遭受酷刑。其学生史可法甘冒风险乔装探视，遭到他言辞批评：“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其刚毅忠烈，令人动容。明清之际，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遗民学者受到天下士人推崇，也成为桐城后学典范。

在这样的风气带动下，桐城人往往竭尽全力供子弟读书，培养能吃苦的精神，使之意志坚定，坚忍不拔。许多读书人即使食不果腹，衣难御寒，仍通宵达旦刻苦攻读。明成化时举人方印，读书勤奋，每日作制艺文四五篇，常常彻夜不息。明末方学渐之父方祉为诸生，因家贫暂停儒业，他“外顺父命，内程书史”，等父母休息以后，再点灯读书，直到天亮。清代嘉庆年间进士姚莹幼时与兄长每人每天带二块饼赴塾读书，日出出门，日落方回家，如此坚持多年。道光时人刘宅俊因家贫无法读书，拾柴时路过乡塾，就在窗外偷听。后被主人发现，允其入学，并赠以饭食。刘宅俊后来成为解元，并中进士。清末文献学家萧穆世代为农，幼时父亲督其耕作，他宁愿挨打也要常常偷偷去学堂问字，此后战乱之时，萧穆依然四处收集典籍，埋头校辑。桐城女性亦多有费尽心血支持子弟攻读之举。明末进士姚文然之女嫁与同邑马方思，马方思早卒，姚氏缟衣蔬食，亲课二子。每日教习之后必要求温习背诵，偷懒不能完成就杖责。潘氏女处境与姚氏同，因家贫不能延师，送子就学村塾，坚持三年后因无力支付费用，便让其回家自课，其后果然学业有成。

三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完善，科举表现对一个家族乃至地区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桐城世家子弟教育几乎无不以科举为目标。虽然读书后依旧务农、经商的并不少见，但走科举之路入仕或从教才是正途，至清末则又多了一种途径，即入幕为宾，再通过荐举入仕。

自唐至元，桐城区域内仅出过10名进士，但明清两代，桐城县共有进士233名、举人793名。尤其是清代，桐城共出进士153人，对比当时全国每县平均仅17.5人，优势明显。科举成功不仅能够进入仕途，同时还能获得优免等经济利益以及影响声望等文化资源，同时入仕的族人对该家族的子弟带动和帮助也很大。

一是在传习科举文章及考试经验上，桐城人别有精到之处。现存大量的明清桐城文人所传四书文及古文、诗赋的选本、批点本，对篇章字句条分缕析，庖丁解牛般地将全篇拆解分析。学习桐城派古文章句能够很快地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文章之法需要成功者亲传，这一点清末桐城教育家吴汝纶曾为本支荣华吴氏考入学堂子弟甚少感慨：“地有前辈能文学，则后进皆有门径，独吾里无一人可与语。”

二是入仕后的士人利用自身资源或影响对乡党族人帮助很大，常助其求学，或举荐担任各级书院讲席等。这使家境困难的优秀子弟有机会攻读，提升学业水平。入仕者有更多机会推荐乡党亲友入达官大员府中坐馆，或进入各级书院主持讲学。桐城文人从教甚多，不仅可解决生计，还可通过教学相长提高学业水平，带动更多族中子弟入学。以桐城县清河张氏与香山戴氏对比为例。自明隆庆二年（156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306年间，张氏家族在10代人中先后有23人进士及第。其中万历年间张秉文官至山东布政使，康乾年间张英、张廷玉父子官至一品大学士，而自张英以下六代人就出了12位翰林。另一大族桐城香山戴氏，自嘉靖时戴完为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而后子孙略有小成，至清初戴名世殿试高中榜眼，但后因《南山集》案被杀，此后子孙远离科举之途。两族子弟在学术、文艺、事功上便无法相提并论了。科举成功对子弟的“余荫”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四

桐城的文化世家往往有多重的姻亲关系。家族之间的联姻使文化资源共享共通。如麻溪姚氏与清河张氏、桂林方氏、扶风马氏相互间通婚极多，且持续多代。据统计，桂林方氏自明中后期方学渐起至清晚期，与桐城姚氏通婚36次，与张氏家族通婚自明末方孔炤起至清中期方保升止，通婚24次。其余与潘氏、马氏、左氏次数略少。明末至清末，张氏与姚氏的通婚更多达102次。这里所统计的只是有功名或有著作载于史籍者，其余未被记载者尚未计入。事实上桐城的方、姚、张、马、刘五姓作为文化世家的核心，又相互累代通婚，已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共同体，一荣俱荣，即使有一族人丁不旺、人才不兴，或一代甚至数代人才不济的情况，但总体上不易衰退。在子弟教育中，各家往往共请塾师，共通典籍。“家学”传承更是在联姻中渐渐成为姻族之学。在著述的内容完善、修订校勘方面，姻亲之间成为重要助力。在著述刊印时，姻亲又可相互扶助，共同集资。在文坛学界，他们交往密切，相互称赞褒扬，通过序跋、书札，对各自的文化地位提升也起到正向作用。可以说，桐城县域内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状况，与数个主要世家的文化影响力密切相关。

此外，明清桐城不仅有强烈的宗族观念，也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体现在编修地方的诗歌总集、文章总集，编修家谱、家族艺文总集、家族人物传记等方面。如康熙年间潘江编《龙眠风雅》及续集，收明代桐城诗人553人，诗作14874首。道光年间徐璈又编《桐旧集》收明清两代诗人1200多人，诗7700余首。其余规模较大者，家族总集方面如清代方昌翰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马树华编《桐城马氏诗钞》等；收录桐城古文者如方宗诚编《桐城文录》等；收录桐城人物传记者如马其昶编《桐城耆旧传》等。其余规模较小的地域及家族总集数量则更多。这些体现出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联结和相融，这种联结和相融又与家族间的累世联姻关系密切。明清时期桐城丰富的地方典籍不仅梳理建构了自己的文脉谱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家族间的横向文化关联和区域文化繁荣，促成桐城文脉历经五六百年而繁盛不绝。

（作者：张秀玉，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