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用影像留住时代记忆

　　对大多数人来说，“民族志影像”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第一次接触的观众，往往带着不解：它是不是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它究竟是纪录片还是电影？为什么它的拍摄有时会跨越数十年？

　　当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影展之一——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走到第八个年头，随着更多普通人的、社会角落里的、中华民族的真实记忆被留存和传播，学者、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也一次次跨越时空和圈层，印证着影像之于文化的力量。

　　个体故事与集体记忆

　　近日，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在北京举行。描绘西南乡村变迁的《问稻》被选为本届学术展的开幕影片。

　　这部影片的开头，展示了导演王钰的一个小菜园，菜园里种着山东农民留下的旱稻种子。2020年的秋天，王钰收获了3个穗子，这开启了她的一段记忆和创作——2004年，5名云南的少数民族稻农被托付了几台相机，记录自己的耕种日常，最后形成摄影集《稻米之路》。但此后10年，5人中有4人放弃了种稻。《问稻》试图追溯的，就是在这10年间农民的转身、稻田的消失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变革。

　　2015至2017年，王钰和拍摄团队寻找、拜访了这几位稻农，记录他们的生活，也和他们聊天，“问”稻农的所思所想。王钰说：“去问他们很多‘值不值’、‘怎样才值’、‘如果很值为什么心里又有遗憾’这样的问题。”

　　像王钰这样带着摄像机走入某个社群中，与对方互动、共同生活，如实、全面地记录下所见所闻，并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是民族志影像的主要含义。

　　“民族志指的不是对少数民族的记录，而是人类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深入到群体当中，把我和‘他’变成我和‘你’，从文化内部的视角将其完整地记录下来。”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总策展人郑茜说。

　　由于对主体表达和整体性的要求，民族志纪录片需要长期对准一个地域或一种群体。在本届学术展中，既有《一生的麦地》这样关注新疆汉族村落的纪实影像，也有《别样的黎族文字》这类非遗和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还有讲述后疫情时代一个普通武汉家庭故事的《武汉春节纪事》等。这些根植于最微观、最平常的生活里的人和事，就是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所关心的。“我们身边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说。

　　中国民族博物馆开启影像展的缘由，也出自于此。郑茜说：“我们的原始动力来自于收藏人类文化的记忆。当下文化的形态不是凝缩在物质上，而是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当中。每一届影展都是一场对于民族志影像公开而庄严的收藏仪式，这意味着由个体完成的影像记忆变成一种公共记忆、集体记忆。”

　　开启对话 用影像达成“文化共享”

　　1991年1月3日，中国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之一“梅里山难”发生。当时，一支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峰(梅里雪山最高峰)，然而在攀登途中遭遇特大雪崩，17名队员不幸遇难。

　　这个悲剧故事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卡瓦格博峰之于藏民的神圣意义：在当地人心中，这是一座不可攀登的“神山”。民族出版社编辑、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最初的提出者陈湘说：“藏民、当地其他民族的人、日本民众，对这座山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1998年，人类学学者郭净来到了梅里雪山脚下的一处村落，开始他的田野调查和影像拍摄。“他去拍了当地藏民，也访谈了参与这次登山行动的人。同时，他还去了日本，跟遇难登山者的家属谈话，了解日本民间对这座山的看法。”陈湘说。

　　“片子出来后，在云南放映、在卡瓦格博峰所在地区放映、在日本放映，通过这样的影像，大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沟通和对话，从而实现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陈湘说，“这是通过文字很难实现的。”

　　用影像开启不同圈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对话，是策展者们最初的愿望。

　　“影像是有包容性的。我们传统的文字文化带有精英性质，因为它有门槛，你不识字，就没办法交流。而影像更有共享性。”郑茜说，“民族志影像的出发点一定是从某个地域、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开始，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区域性文化的个体性。当这些影像被共享时，它能增进人们对个体文化的理解，达成沟通的效果。它比历史上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形态都更加可能营建共享的文化记忆。”

　　在一场民族志影像的展映上，有学院派的影视人类学学者和独立的纪录片编导之间的碰撞，有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碰撞，也有基于影片所述内容导致的不同观众群体间的文化冲突。“现场的放映和对话都很重要，我们需要互相提问、解读、沟通。”陈湘说。

　　跨越边际 从小众走向大众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它不仅会在各高校和国家图书馆播放影片，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也成了展映地点之一。

　　“民族志影像的主要受众在校园，社会层面上没有太多观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郑茜说，“但传播才能带来跨越边际的文化共享，我们还是想把这个东西拿去做社会传播，因此每一届都会在外面找这样的传播点。”

　　影展迄今已举办了5届，报名影片有近6倍的增长，展映地点有所增加，影展本身也在引导、鼓励创作者产出更易于社会传播的作品。

　　“导演出于热爱或者学者出于研究意图制作的纯人类学影像，确实有一些观影门槛，他们也有一种选择是不通过大众传媒，仅在自己的场域里播放。”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执行策展人于游说，“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些纪录片展示给大家，是因为对博物馆来说，社会教育的职责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实际上，我们是在创作群体和大众传媒场域中间建立一个桥梁，希望两边都能向彼此去靠拢。”于游说。在他看来，近几届的参展影片在叙事性上、观看体验上都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从最初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电影单元，到如今一届拥有667部投稿作品的独立影展，在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走向更包容、更具影响力的成长之路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和观众加入其中，以自己的方式刻录下这个时代的记忆，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王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