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影像展上海讲述近代女性如何从闺阁走向职场

　　 中新网 上海12月27日电 (记者 陈静)女功作为社会、家庭生产的基本技能和方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基础。近代教育方式又是如何推动女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第七届教育影像展“女功经纬：传统至近代的嬗变”27日举行，通过大量图像资料以及近代女功教材、近代上海女性时装等实物，进而编织一幅女功从古时的传统至近代发展、演变的精彩图景。

　　《考工记》谓：“国有六职……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策展人之一——毛毅静表示，在古时，“女红”的“红”与“工”“功”同音同义；本展览用女功，希望突出历经时代变迁的近代女子生活；同时，女功寓意随着女子教育的兴起，女子学堂、传习所等从传统向近代的嬗变。据悉，本次展览以女功的生产、作业方式、传习、教育为主题。

　　据悉，“女功”这种专门的技艺教育不仅是“闺阁之间”陶冶情操之艺，更是为满足衣食住行、增加家庭收入的谋生手段。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文创研究院院长张晶教授当日表示，从唐代以来，大量的纳税都是来源于手工制作和染织丝织绣之类的劳动。在开辟丝绸之路后，许多丝织物成为王朝创收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张晶教授认为，从技艺和风格上而言，上海地区女功一直是引领中国潮流的先锋。比如，从宋代开始，上海地区就出现了非常有名的缂丝高手，所有的女功里最难的是缂丝。至近代，缂丝融入更多西方技术，这些女功技艺通过松江女子学校、传习所等不断地在江南、上海等地方大放异彩。

　　在“蚕织到刺绣”的板块中，观众可从明清的《千秋绝艳图》《绣补图》等传统绘画中看到传统女性刺绣场景；还可从《春回大地》《桂子天香图轴》等苏绣、顾绣精品中体味女功技艺之高超。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清末民初，善绣女子纷纷向专职绣工或职业绣师转型。同时，近代女功传习所、近代家政教育与近代纺织工厂、女功教育亦随之发轫，女子职业美术学校蓬勃兴起。职业女校为女子谋自立奠定了基础，与清末民间作坊中的女功不同，前者是学校教育，除教手艺外还授以一定文化知识，后者仅是为工业生产储备工人。这一嬗变过程的历史线索梳理、回溯、探讨是本次展览的重点。

　　展览梳理了从1898年至抗战前设有绣工科、刺绣课的女校或专门的女功传习所、蚕业学校的开设情况，并统计了1901—1937年江苏省设有刺绣课的传习所以及如沈寿、丁渭琦、杨守玉等近代女功刺绣专家，勾画出近代女子女功职业教育的概貌。由张謇创办，沈寿主持的南通女工传习所是近代女红传习所的代表。其刺绣学艺模式已完全突破传统的“艺徒制”，具备了近代教育的模式。传习所的旧址、授课场景以及教师沈寿的作品等相关历史图像是可贵的见证。

　　此外，近代女功教材的整理、解读亦是研究女功教育的重要部分。清代丁佩的《绣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刺绣专著，此后，相关教材不断涌现，以《雪宦绣谱》《苏绣技法》《乱针绣技法》与《苏绣针法与技法》等为代表。

　　据了解，从20世纪初起出现的近代女子家政教育体系亦包括了以女功与刺绣为代表的“妇女艺术”科目。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与《中学令施行规则》明确规定了刺绣、缝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时数、年限。1919年下达的训令则使女功教育深入实践与应用的层面。而后，家政教育亦逐渐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冯秋萍们的编织世界”是此展览中的一大亮点。在类似近代上海石库房的场景中，陈列着旗袍、套装、学生装等各类近代时装，引导观众追溯二十世纪20—30年代，上海毛纺织业的繁荣景象。据介绍，冯秋萍、黄培英是当时绒线编织的代表人物，她们不仅积极开办编织学校，亦编写多种绒线编织教材，构筑起多彩的“编织世界”。记者看到，展览中展示的纺织厂与从1923年至1941年前各地女工的工作场景等相关摄影，反映出在早期工业化与机器缫丝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女工群体的生存境遇与教育情况。

　　展览现场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包括：藏书票拓印、学生创作的剧本游《杨树浦的女儿们》、沉浸式角色饰演《弄堂里的编织记忆》以及钩针编结工作坊等，寓教于乐，让观众在游戏、体验与多元互动中拉近与女功技艺的距离，体会由古至今的女性群体在操劳女功过程中的成就、困惑、苦难与价值。

　　策展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认为：“当女功变成了课程，变成了教科书，进入了学校，融入了学制，把这些以前靠口耳相传、手把手教的东西，变成了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化，也是教育的功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女性，我想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观感。这也是我们办展的目的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