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吴心伯：传奇谢幕，基辛格留下了什么？

　　 中新社 北京12月16日电 题：传奇谢幕，基辛格留下了什么？

　　——专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作者 文龙杰 王宗汉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其一生中访问中国百余次，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基辛格博士的半生，都在为中美关系发展不懈工作。回望中美关系发展史，基辛格博士正是那个“破冰”者。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作为“研究美国的中国人”，曾多次与“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基辛格进行深入接触、对话与交流。基辛格创造了哪些第一？为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此，吴心伯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讲述他眼中的基辛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基辛格一生传奇，您与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对话与交流，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对他的印象？

　　吴心伯：我曾与基辛格博士有过几次交流。1994年，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来参加一个智库研讨会，谈美国的对外政策。而印象最深的一次交流，当属基辛格于2013年7月到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我作为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接待了他。我们先在休息室做了小范围的交流，随后他与在场的复旦师生交流了一个多小时。

　　在我看来，形容基辛格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睿智。他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一两个问题，而是从全局出发，对很多问题都深思熟虑，有独到见解。第二个关键词是言简意赅。他虽然对问题有着深入的分析，但说话时并不啰唆，总是用很简洁的话语表达观点。第三个关键词是阅历丰富。基辛格与中国打交道多年，一生中曾100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罕有外国政要能做到这一点。

　　 中新社 记者：基辛格曾于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获誉“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基辛格创造过哪些第一，创造了哪些历史？

　　吴心伯：基辛格于1969年至1974年担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50岁时，基辛格就任美国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以及第一个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

　　从自身学术与职务背景出发，基辛格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国际关系进入缓和时期。当时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美苏激烈对峙，两大阵营摩擦不断。基辛格决意推动美苏之间的缓和，由此带来国际关系的缓和时期。

　　基辛格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负责与中方谈判，并最终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也为美国对台政策制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基辛格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推动结束越南战争。彼时美国在与苏联进行激烈对峙的同时，还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形势风起云涌。基辛格察觉到了和平的历史趋势，推动结束越南战争，并因此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以上三件事，可以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极其重要的三页，而基辛格则为书写这三页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新社 记者：基辛格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之前，基辛格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在您看来，基辛格的外交理念是什么？在中美关系的外交实践中又有何体现？

　　吴心伯：基辛格反复强调，他秉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并在此原则指导下关注国际问题的宏观层面，特别是关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演变。同时，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他推崇务实的解决方式，如对话、谈判、协商等。

　　这些务实的学术思想源于他的个人经历。2013年基辛格到访复旦大学时，曾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如早年因犹太人身份在德国被纳粹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参军被派往欧洲战场，见证了二战的结束与冷战的开始……经历过如此多冲突与动荡之后，基辛格非常关注国际秩序的稳定，并时刻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基辛格践行自身外交理念的一个例证。基辛格先是为尼克松设计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路线图，然后付诸行动并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迈出第一步打下基础，最后通过谈判的方式发表《上海公报》等……种种策略与行动，都是基辛格基于现实主义原则，在对国际局势进行深入分析后，以对话、谈判的方式，促成中美关系“破冰”，显现出他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

　　 中新社 记者：基辛格博士著述等身，出版了20余本书，您最关注哪些？

　　吴心伯：基辛格博士的著作都令我印象深刻，比如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已成为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的必读书目。此外，我还曾经常读他的《白宫岁月》。近些年来，我最常看的两部著作，一部是《世界秩序》，另一部是《论中国》。

　　 中新社 记者：《论中国》一书是基辛格在88岁高龄时出版的著作。书中，他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包括理解中美经贸交往的漫长历史，您如何评价这本书？

　　吴心伯：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基辛格本人几十年来与中国领导层交往的经历所著，很多资料都来自基辛格自身，比如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以及他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观点，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阐释了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思考，同时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中国人的国际观。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美中关系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共同进化”才是美中关系的恰当标签，即双方都必须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为处理双边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双方应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增进协商、减少冲突，这样才有利于美中关系发展。

　　时至今日，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仍是真知灼见，是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新社 记者：在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提起美国政治人物，基辛格是一个具有高认知度的名字。在您看来，他为什么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吴心伯：从某种程度上讲，提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许多人会自然地想到基辛格。个中原因，首先是源于基辛格对中美关系做出的卓越贡献。其次，基辛格与中国领导层长期而真诚的交往，跨越了半个世纪，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领导人都有交往，这种阅历十分罕有。再次，从尼克松时期开始，多任美国总统都在对华关系上征求过基辛格的建议，其中很多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采纳。而每每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时刻，基辛格都充当两国之间的使者，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不再从政的基辛格，选择向更多专业人士和公众分享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正因此，基辛格的逝世，给真正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人们带来巨大损失与无限遗憾。但基辛格的外交理念和他对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为人铭记。(完)

　　受访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外交部第四届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