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袁鹰——生正逢辰，侧记风云

　　 中新社 北京10月14日电 题：袁鹰——生正逢辰，侧记风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文坛朱墨犹看尽，未了斋中未了情。”

　　2023年9月1日，99岁的著名作家、编辑袁鹰在北京去世，作家肖复兴为他写下这句悼诗。“未了斋”是袁鹰书房的名字。

　　提起袁鹰，很多人会想到初中语文课本上他的《井冈翠竹》等散文名篇，而在他供职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社以至文化界，熟悉他的人喜欢称他“老田”。他本名田钟洛，袁鹰是笔名。

　　文艺部新来的年轻人

　　1952年年底，袁鹰从上海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最初称文艺组)任编辑，不久担任副主任。文艺部由副总编林淡秋分管，袁水拍任主任，日常工作常由袁鹰主持。

　　1954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点到他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去汇报当天出报的情况，再把意见带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

　　轮到袁鹰值班，有一次胡乔木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有关部门看过，都提了些什么意见，袁鹰对报社其他部门的工作不了解，答不上来。胡乔木并未批评他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一笑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袁鹰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意见，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1954年，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在该校校刊《文史哲》发表了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商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会议讨论对这篇文章的转载，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还是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为好，但意见没被采纳。文艺部受命尽快组织文章展开讨论，在此之前先发表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任务落在了袁鹰头上。

　　袁鹰仓促受命，迷茫惶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他以前从未读过，读后只觉眼花缭乱。于是他放下手中工作，夜以继日在家恶补知识。

　　在初稿中他写道，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与胡适的观点“一脉相承”，“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他赶出初稿交了卷，主管副总编林淡秋细心地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

　　见报前夜，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定下《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个标题，并署了袁鹰在报社用的名字“钟洛”。袁鹰提出，署个人名字是否不妥，邓拓挥挥手微笑地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八版”

　　1956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月，《人民日报》扩大为八版，并在第八版上恢复了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袁鹰担任八版主编。

　　袁鹰中学时就开始向上海《申报》副刊投稿，又曾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副刊《夕拾》，对报纸副刊不算陌生。但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他先去请教夏衍这位行家。

　　袁鹰踏入新闻界是1945年底在上海读大三时，经好友介绍进入新创刊的《世界晨报》。这张报纸就是夏衍支持的。

　　1955年7月，夏衍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袁鹰见到他的机会多了起来。对于《人民日报》恢复副刊，夏衍说：“以前我在《华商报》上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袁鹰赶紧找来阅读。文章说，自己这个厨子服务的对象不只是一家老小，而是一个“大杂院”，众口难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心术”问题，要看这个厨子提供的是不是真材实料。

　　胡乔木领导了改版筹备工作。他说，副刊要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提倡文责自负。副刊稿件的面要尽可能宽，作者队伍的面要尽可能广。袁鹰根据这个谈话精神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胡乔木几经修改定稿，还加入了文章要“有文学色彩”这个要求，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一般要放在头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弊端。

　　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

　　胡乔木还亲自帮他们物色作者。他提出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散文，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也谈到周作人，说可以请他以笔名为副刊写稿。

　　8月，副刊开张。打头炮的文章是夏衍的《“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老作家们纷纷重新提笔，议论风生。茅盾署名“玄珠”，巴金署名“余一”，叶圣陶署名“秉丞”，何其芳署名“桑珂”……一时间异彩纷呈，带动了杂文的一次复兴。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袁鹰等考虑在副刊开辟一个专栏，邀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孟超几位老作家在四川饭庄小聚相商。专栏被定名为《长短录》，五月推出后，开一时之风气。

　　“编辑的良知”

　　“文革”结束后，袁鹰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1977年，袁鹰一次看演出时，发现胡乔木就坐在他前排。此时袁鹰已有十年没见过他了。得知袁鹰仍在《人民日报》编副刊《战地》，他笑着点点头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

　　袁鹰回来后与文艺部同事商量，大家觉得“战地”确实不妥，有“文革”味儿。后来副刊改名为《大地》，一直沿用。

　　袁鹰积极为拨乱反正造势。1978年12月，文艺版整版刊发陶斯亮万字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震撼全国——那时陶铸还没得到正式平反。袁鹰还组织《丙辰清明纪事》征文，记录1976年清明全国悼念周恩来的活动。2600件征文中选出的140余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为袁鹰“编辑生涯最动情、最引以为荣的一本书”。

　　他得知老友乐秀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就约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有关拨乱反正的杂文。乐秀良寄来一篇《日记何罪》，大声疾呼“日记应该受法律保护”。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后来，乐秀良在一篇题为《编辑的良知》的文章中感谢编辑刊发此文的勇气：“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

　　生正逢辰

　　1985年，袁晞考上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袁鹰成为他的兼职导师。1986年，袁晞进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实习。

　　袁晞每周都去旁听文艺部例会。例会由袁鹰主讲，大家可随时插话。有人如此形容当时的文艺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口的风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然。”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编辑的袁晞感叹，袁鹰主持文艺部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报刊不多，《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文艺新人的处女作都在这里发表。袁鹰为人真诚和善，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

　　著名诗人赵丽宏曾回忆，70年代后期他还是热爱文学的知青，多次给《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引起了袁鹰的关注，常写信鼓励。后来，他的散文《三峡船夫曲》和袁鹰的《筏子》被收入新版高三语文课本同一单元，袁鹰高兴地对他说：“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做了邻居！”

　　1987年1月，袁鹰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

　　2006年，他出版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他觉得，自己作为幸存者有一种责任，就是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的个人记录。

　　90岁那年，袁鹰写完了散文集《生正逢辰》。他常说，有幸赶上伟大的时代，生正逢辰，拥有了丰富多彩、大悲大喜的60年。

　　客厅墙上，挂着冰心为他题写的“海阔天空气象，风光月霁襟怀”。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文艺部评论组组长的郑荣来说，这正是袁鹰的写照，他襟怀阔大，极善包容，这也是他有众多作者和朋友的原因。

　　袁鹰感慨，他27岁时调到《人民日报》社，没多久就赶上“两个小人物”事件，从此风雨不断，一晃这么多年。正说着，当年主角之一、时年88岁的李希凡拄杖叩门。

　　后来，袁鹰久病卧床，常倚在床头，戴着老花镜在灯下静读。他怀念那些常通信的故人，可他们大都走了。2019年肖复兴来信，他看了几遍，拿着信摩挲许久，常常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完)

　　(本文参考了袁鹰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