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解开更多史前文明的谜团

与探源工程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阶段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化，解开了更多史前文明的谜团。

李群介绍，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和“王朝”两个时代。

“古国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黄河下游的焦家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中原的陶寺遗址和北方的石峁遗址等文明体，在这一时期纷纷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最近几年，在良渚遗址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350余处遗址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介绍，“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时期，这说明到良渚中期时，这30多条水坝、莫角山、反山和良渚古城都是统一规划，在短时期内营建的，良渚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和北方地区开展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基础。

距今3800年之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王朝时代”开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说：“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了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则的网络区域。“这三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二里头的布局更像是现代城市中的一个个街区，原来认为它只有9个格的‘井字形’样态。目前，整个二里头遗址内可能存在至少15个方格，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排除还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常怀颖介绍，“每个方格的方向是垂直或平行的，方格的大小也是有规划的，体现了城市营建中的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种规划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已经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标志着二里头进入了王朝国家。

多学科协同提供更多“密钥”

在第五阶段的工作中，多学科协同的特点凸显，为解读史前文明提供了更多“密钥”。

“本次探源工程的课题，一半是由科技考古的专家来领衔的。”张弛介绍。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检测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新的岗位；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

多学科协同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

农业自古至今是文明发展的关键钥匙。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通过多学科合作，考古学者从三星堆祭祀坑挖掘出更多的秘密。常怀颖介绍，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但器物年代则有早有晚。关于器物坑的选址，结合环境考古发现，“他们埋藏器物的地方是有讲究的，是在河边偏高的台地上”。祭祀坑中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等器物，存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可能性。三星堆出土的纺织品很多是家蚕即桑蚕的制品。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考古学者还发现三星堆器物坑中许多器物是可以跨坑进行拼合的，进一步揭示出三星堆祭祀行为的面貌：“把一件器物打碎，埋葬在不同的坑里，这指向了埋藏行为可能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不断还原更真实生动的远古生产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