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应当怎样建设，应当如何应对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体系的“磨合”，摸索出适合于当代、适合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摆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则是构建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记者：2015年6月25日，本版曾刊发过《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的文章，就中国文学史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可以看作是如何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先声。

《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期我们邀请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深圳大学郭杰教授、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在讨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之前，首先请诸位老师谈一谈各自对什么是中华文化立场，为什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解。

方铭：所谓“中华文化立场”，就是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就是孔子构建的以唐尧虞舜的“大同”时代“天下为公”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中国人在构建“大同”和“天下为公”的价值体系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体系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孔子认为后退了一大步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文化，也是中国人独立形成的。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大同”和“天下为公”以及“德治”价值体系，但却一直是中国人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在今天不但不过时，而且更加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性。这也就是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2017年光明讲坛曾刊载过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这演讲核心的观点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即孔孟之道或者仁义之道，其核心是“天下为公”。同时，我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提出“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坚信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5年本版刊发的《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对话，我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参与对话的还有苏州大学王锺陵教授，主持人是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王锺陵教授和王卓君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个对话的起因是2013年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数十位古代文学研究者共同撰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教材。教育部在2004年前后开始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而参与编写这部教材的各位学者所在的学校，大都是第一批获得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的学校。既然是“特色专业”建设，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体系进行思考的机会。

我在动议主编这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时候，就希望能体现“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这个编写宗旨，这个宗旨得到了各位主编的肯定，并在这部教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教材出版以后，国学版刊发了《回到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一文，我在该文中介绍了为什么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以及如何“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问题。同一版面还刊载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和陈瑶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等人的文章。他们对我主编的“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给予了充分肯定。《光明日报》国学版的编者按指出，这部教材“旗帜鲜明地标明‘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意图在中国文学史书写及教学中，清理20世纪因过度使用西方及苏联的理论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现象，克服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实际存在的去‘中国化’的倾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说明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背离“中华文化立场”的现象是进行过认真思考的，也认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中华文化立场”。

刘毓庆：所谓“中华文化立场”，就是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立说。其中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以中华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求为出发点，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彰显中华文化是“人类数千年文明智慧结晶”的本质，以及这种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继续生存的巨大意义。二是以中华文化所给予的观念、视角、方法、智慧等，思考、处理问题，在国际问题处理中提供中国方案。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需要确立中国化的话语系统。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如果失去了中华文化立场，就有可能失去研究的终极目的，使成果只有知识梳理、归纳，而没有精神、灵魂。就像竖起来的一座没有灯的塔，看不见精神的闪光。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是“论文生产者”，而不是“文化建设者”，就不会有文化立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出现过一些用西方学术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风气，也是在丧失中华文化立场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在这种规范中渐渐流失了。

郭杰：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为之自豪。这种自豪感，正是我们今天弘扬文化自信的精神前提。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深厚的血脉之情，有强烈的自豪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自信，无论是对这个民族当下的现实存在，还是未来的长远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们回顾和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立场。这不仅是事实认识问题，也是价值判断问题；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既往性回顾，也是对民族振兴的前置性瞻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以史为镜，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前提，坚持民族本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本是不言自明之理。而近代以来，我们民族遭遇内忧外患，虽然经过中华儿女奋勇抗争，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信、妄自菲薄的观点和态度，还不同程度存在。泥古而不化，固然迂腐，而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历史疑之过甚，对西方文明崇之出格，更是陷于缺乏自信、脱离实际的误区，是对历史文化的趋势和规律缺乏清醒睿智认知的结果。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低谷，仍旧对中华文化保持坚定自信。今天恰值民族振兴的发展阶段，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伟身姿，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更有理由对民族的历史充满自豪，对民族的未来充满自信。这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本内涵。

二

记者：各位都谈到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回到古典文学研究这个话题，请各位谈一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关联。

方铭：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本位立场，可以为我们认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靠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这是因为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实质性影响，而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也没有总结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相对独立的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方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同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但存量大，而且影响深远。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不从事文学写作的文化人。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正确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就需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也就是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贯穿“中华文化立场”。

客观地说，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做得多，而且也走得远，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中华文化立场”缺失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听到“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唐以前的‘小说’不是小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等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中心视角的影响，即认为只有符合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文学才是文学；只有符合西方虚构特征的小说才是小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讨论西方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不是哲学著作。表面上这些观点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立场”的缺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文学、小说、哲学等门类的民族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因此，这不仅仅是个立场问题，更是一种病态的逻辑判断和思维方式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所谓“魏晋文学自觉说”“唐代小说自觉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神话”，以及把中国古代文学义理、考据、辞章融合解释为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是学科不自觉的体现；热衷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的痕迹，把这称为“文学性”；积极给中国古代存在的众多文体寻找在小说、诗歌、戏剧中的位置，比如探讨赋文学究竟是诗还是散文的问题。显然，这些都是背离了中国古代文学真实历史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相对于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中华文化立场”可能要稳得多。在20世纪的早中期，写作文言文和古体诗、近体诗的文人还有不少，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已经基本不去关注20世纪的文言文写作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他们的书写重点都是白话文小说、诗歌，以及来自西方的“文明戏”。这些年，有些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20世纪早期的文言文写作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今天也有更多的人在进行辞赋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实践，这都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华文化立场”。

刘毓庆：中国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如果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追求向上向善、坚持道德原则、关心国计民生的文化精神，这就是中国经学给予文学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古典文学充盈着堂堂正正之气。同时，也就会考虑这种精神传承、发扬的问题。如果没有文化立场意识，就有可能把它只看作一堆文献，忽略其精神内涵，而用西方概念去规范它。像20世纪出现的情况：本来中国没有神话的概念，但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著都要仿照西方文学史著的模式，拼凑一个神话的板块，冠于中国文学史之首。本来中国没有悲剧、喜剧之类的概念，可是部分研究者偏要根据西方文学的概念，从中国文学中挑出所谓的十大悲剧、十大喜剧来。从根本上讲，这不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是要把中国古典文学揉碎，依照西方的文学概念，捏造出别样的“中国古典文学”来。这种研究有时确实看似新颖，但已完全背离了事物本身。因此要想真正搞透中国古典文学，必须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或许有人会问：那欧美人就不能研究中国文学、写中国文学史吗？我想，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学，就像中国人研究欧美文学一样，不是不可以，而是有区别。他们属旁观者，除客观叙述之外，不可能考虑继承、发展问题。而我们站在中华文化立场上，不只是要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把握传统，开创未来。

郭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中，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曲折的生活经历、丰富的思想感情、崇高的理想愿望等，都是借助于无数形象生动、鲜明可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并由此形成了诚挚深沉、丰富跳宕、生动凝练、新颖别致的鲜明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取得了超越群伦的艺术成就。探讨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丰富的内容和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当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不能脱离千百年来具体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活，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探究中国文学的特质所归、灵魂所在。只有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独特风貌和丰富内涵，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三

记者：各位学者对中华文化立场的内涵及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让我们聚焦于话题本身，应当如何做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呢？

方铭：在今天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就是要站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要立足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立场、书写视角、价值判断和阅读方法，相信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是世界文学丰富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曾经发表过《西学东渐与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兼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化与化西——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两篇文章，对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进行过探讨，当然观点不一定成熟。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六经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一直独立存在着自己的写作和阅读传承，并且在没有接触西方文学理念之前，一直良好地发展着；并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滋养；还有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同的社会责任。如果局限在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的研究视角，就很难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全景，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会走上歧路。

刘毓庆：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我认为重要的不在方法，而在思想意识。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要“坚守”，就有以下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研究者的使命意识。先师姚奠中先生曾说过，从中国现代大学学科分类上看，历史系研究的是世界史与中国史，中国古代史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哲学系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丰富的古代思想，相对来说不受重视。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这反映了老一辈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使命意识，今天仍然需要保持这种意识。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文化的承传，也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可以化解对抗和冲突，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如果未来的世界不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导，那将会是全人类的悲哀。因此，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又肩负着使人类精神获得充实、康宁、幸福、快乐的使命。只有在这种使命感的支配下，中华文化立场才不会动摇。

第二是社会角色和责任意识。我们是被社会称作“知识分子”的一群人。《礼记·学记》曾提出大学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化民易俗”的人才。“化民易俗”实际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中国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曾在不同的时期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定过位。20世纪初西学东渐，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一批新型学人，表现出了极强的文化重建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文化批判者与建设者”。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当下应该思考、研究什么？社会需要我们研究什么？我们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些什么？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自然会设定选题原则：凡有利于民族未来发展的课题，都当在研究之列；凡对民族未来发展没有意义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的研究内容，自然就会剔除。如果只从自己的职业发展角度出发，而不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在不合理的考核指标驱动下，变成“论文生产者”“课题承包者”，一味为追求“论文高产”而搞创新，其考虑的重点不在重大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而是一味搜索可以撰写论文的题目，搞些所谓有价值的奇谈怪论。这种创新究竟意义何在？我想一个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学者，决不会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花费心思。

第三是追寻古典文学价值意义的意识。近几十年来，因为常被责问“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经济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研究者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但要知道，人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他还有精神上的需求。中国古典文学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我们要看到它对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与文化品位的意义；看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它对于把握传统、守正创新、重塑文明大国形象的意义；看到它坚持道义原则对重塑当代价值观的意义；看到它对于修复民族精神家园的意义；看到它对于承传中国数千年人类文明积累成果的意义。所以，只有坚定地站在中华文化立场上，才能饱含热情地去研究，从古典文学中积极挖掘有利于民族及人类未来的宝藏。

郭杰：中国文学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性格，又反过来深化了这种生活和性格。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坚定文化自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我想，首先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惟有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充分了解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同时，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不是经过家族的消解而进入地方团体，而是在血缘团体延续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地方团体，从而导致家族和国家相互依存、前者为社会基础而后者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表现在社会伦理上，则可以用《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来概括，即以孝为本、家国一体的思想，孝为仁之本、仁为礼之本的逻辑体系，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从来不是少数人群的专利，而是以文学精英为代表、与民间文化紧密融合的公共事业，是全民族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的标志，是雅俗共赏的艺术表现。中国文学所蕴含的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神，向来是重心在人、以人为本，反映在历代文学创作上，就必然形成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就必然强烈倾向于切近人生、干预现实的创作态度。中国文学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对阶级压迫的严正抗议，对残酷战争的尖锐抨击，对和平生活的真挚向往，对纯朴自然的由衷热爱，对朋友情谊的笃深守护，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深厚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精神传统中，寻出根基、找到源头。

四

记者：在谈前几个问题的时候，各位已经提到，自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与思路等方面，受西方影响不少。对于这一问题，其他学界如音韵学界、历史学界也有关注。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处理其与西方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体系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后，请各位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谈一谈中华文化立场与文明互鉴的关系。

方铭：20世纪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似乎并没有障碍。当然，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和西方文学面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说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或者说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是因为我们意图按照近代西方的文学理论改造中国的文学历史，这就走上歧路了。因为西方近代的文学理论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描述或者评估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即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构成、书写方式、评判标准、阅读方式等与西方文学是完全不同的形态。因此，虽然借助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可以一定程度上方便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就普遍意义而言，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的理论体系并不适合我们正确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

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大概是从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开始的。林传甲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受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影响。而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又受欧洲人的影响。

俄国人王西理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于1880年，一般认为这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王西理本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希腊文学并不一样，所以，他的文学史书写是从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开始，然后讨论中国人对《周易》等原始文献的看法。该书的重点是孔子和六经，以及孟子和儒学，对诸子、科学发展、史地、律学、语言学、评论、古董、雅文学、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等内容也有介绍。客观地说，王西理比我们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更明白中国古代文人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轻重程度。

刘毓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不意味着要排斥他种文化，相反还需要抱有开放性的态度，从他种文化中汲取营养，就如同要强壮自己的身体，不能排斥食物的多样性一样。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包容开放性格的民族，有大国文明的气量，从不拒绝接受外来文明。

郭杰：坚守中华立场，归根到底，是靠持之以恒、艰苦奋斗的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民族文化发展之路。坚守文化自信本身，就包含着开放包容、广纳百川的精神，文明互鉴，取长补短，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之精华，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里，任何固步自封、囿于一隅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鲁迅的拿来主义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他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同样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拿来”，就是要为我所用，增强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与五千年古老文明相融会，引领世界文化发展之潮流。这也是身处当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必然要求。

方铭：在今天，我们提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时候，同时也需要强调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天下情怀和四海一家的价值观。中学和西学各有所长，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时又要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西方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并不意味着互相对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如实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写作和阅读轨迹，也应该了解西方文学观念，能正确认识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19世纪后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流行，这是一位号称南溪赘叟的作者在《救时策》中提出的。今天很多人批评这个说法，大概是实践与理念差距很大，没有能挽救当时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残酷命运，但这一说法也有鉴戒意义。张之洞说，“中学”即孔子之学，也即《大学》所谓“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说中国人时刻应该保持人文情怀。“西学”则包括自然科学与商务、外贸、教育、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这也就是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中学体也，西学用也”的办学方针，所谓“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即是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时又需要文明互鉴。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立场，同时也是一种有温度的人文立场和有深度的学术立场。

（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于静 范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