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范立欣：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

　　范立欣：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10月27日上映，新京报专访导演谈拍摄幕后】

　　盲人攀登者张洪筹备了5年，最终登上了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而导演范立欣花费了3年时间，拍出了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这部即将于10月27日在全国上映的纪录电影，记录了张洪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登顶珠峰的故事。

　　导演范立欣在接受新京报的专访中坦言，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整个纪录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收获了张洪对他的认可和信任，这其实是最幸福的。谈到在三年的拍摄和制作中，这种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范立欣觉得，这是纪录电影创作者必须要完成的功课，也是最难的事情。“我会跟我的摄影师说，如果我们开机拍摄，一定要告诉张洪老师，这是彼此信任的基础”。

　　电影上映前，范立欣和张洪、夏琼夫妇跑了很多场路演，得到很多反馈，很多观众表示，看完影片后都从中受到激励，也会分享人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范立欣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只要朝着目标迈进，每走一步，就会更近一步。以下为导演范立欣自述。

　　最高潮的段落，并不是登顶的时候

　　2019年，一个登山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盲人想去登珠峰，让他出出点子。我这朋友觉得这事不太现实，但他觉得我作为导演，可能会感兴趣，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刚开始也很震惊，有点猎奇心理。

　　张洪老师以前眼睛是看得见的，后来得了青光眼，看不见了，属于半途失明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他要怎么重新去获得家庭和社会的认可，以及他去做这样一件看起来充满风险的事情，家人会是什么态度，带着这些问题我就去找他了。

　　2020年春节，我跟张老师第一次见面，在咖啡馆聊了半个钟头。我不能免俗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看不见，为什么还要去登珠峰？”他很平静地跟我说：“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看见我。”当时我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心想一定要去拍他的故事，并且他背后应该也有很多支持和关爱他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的故事应该会同样感人。

　　其实，之前我参与过好几部关于珠峰纪录片的制作，没有去拍，是别人拍完，或者剪得差不多了，来找我商量，让我帮他们出出主意。所以，在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好多次珠峰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虽然没有很深入地介入，但我却发现一个问题——这些片子无一例外最打动人、最高潮的段落，并不是登顶的时候。

　　我就在想，如果我去拍一部登珠峰的电影，它一定不是只关于登山探险，而是关于主人公在他生命当中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攀登，攀登什么样的高峰，这座高峰可能外化的是珠峰，但他内心里一定也有一个高峰要去攀登。甚至是他周围的人，比如他的爱人、孩子、登山向导，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内心要攀登的东西，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在出发去拍摄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登顶珠峰的一刹那，一定不是矛盾冲突最激烈的瞬间。所以，我会更关注张洪在日常当中的那些琐碎，很平淡的生活细节，他和妻子、向导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关注了这些东西，这些特别日常的、细腻温馨的小瞬间，才能够编织起来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因为他登珠峰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毕竟家庭观念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面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说家国情怀，电影中张洪在衣服上贴着中国国旗，代表着中国1700万视障人士去做这样一个尝试，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有这样的期望，所有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我觉得才变成一个更宏大的主题，而不仅仅是去挑战一座高山。

　　两位高海拔摄影师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因为珠峰上的环境极其恶劣，拍摄之前我就在想，一定有很多拍摄上的技术困难和挑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找到最好的高海拔摄影师。通过很多朋友还有向导强子的搭线，我们找到两个摄影师，一个是摄影指导Rocker(王振)，他登顶过一次珠峰，另一个是主摄影师丁丁(丁亮)。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攀登者，体能非常好，攀登的过程同时要兼任拍摄的任务。

　　我给两位摄影师做了一个分工，丁丁需要更多地贴身拍摄张洪老师。Rocker当然也要贴身拍，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跑到更远处去拍那些特别大的电影感的镜头。因为我们毕竟是一部纪录电影，不是在小屏幕上看的纪录片，如果要配得上一个电影银幕的话，一定得拍到那种特别大气的珠峰场景，要有不同景别的叙事。

　　这部电影能拍成，其实真正的幕后英雄就是这两位高海拔摄影师。他们既要攀登，又要拍摄，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在高海拔的地方攀登基本是走一步就要停歇五步的时间，但是两位摄影师在攀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自己节奏的，他们要跟踪拍摄，经常是拍完了张洪以后要加速赶上队伍，跑到他们前面，这样才能够有机会调转机头接着拍，这样一快一慢，没有自己的节奏，攀登的时候，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我是个运动小白，我向张洪老师学习，锻炼了一年时间，能爬6000多米，我就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住着。摄影师每次拍完回到大本营，我就整理素材，大概每隔两三天，我就能掌握到他们拍了什么，会第一时间跟摄影师交流，调整拍摄方式。在此之前，我们都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拍摄，摄影师也比较了解整体的风格。

　　准备爬珠峰前，我们带了50块固态硬盘，到了大本营，因为温度还有气压问题，坏掉了40块，我要跟直升机飞行员搞好关系，请他每个星期帮我飞下去，把素材导好了以后再给我送上来，很麻烦。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每个拍摄素材都有三个备份。

　　为了拍摄大全景，我们还带了三台航拍机，但珠峰上的风变幻莫测，有两台掉进了几十米深的冰缝里，也没法下去拿。

　　我们整个拍摄用的是小型数字摄像机，索尼FX3和索尼FX6，因为攀登本身已经很难了，摄影师保持体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做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电影时，你必须要去做很多妥协。

　　作为导演，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比如，在拍摄时，我会跟两位摄影师说，不要给张洪和向导强子添任何额外的麻烦，他们该怎么爬就怎么爬，我们哪怕是没有好的角度，也不能让他们再爬一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发生一些有趣的或者惊险的事情，你没有拍到就没有拍到，只能妥协。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摄影师说，你们尽可能多拍，摄影机不要停。但是，在山上用电又是很有限的，我们要通过太阳能充电，气温极低，电池的电量用一会儿就没了。既要多拍又要省电，我觉得摄影师当时快被我整疯了，他们也很纠结。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要做妥协，摄影师也要做很多妥协，我相信张洪老师在攀登中也要做很多妥协，但最终恰恰是因为大家都考虑到了对方，建立了这种坚不可摧的信任，才能让整个团队真正一条心去做完这件事情，这就是一连串周密的计划，加上理性的判断和妥协完成的影片。

　　登顶48秒黑场是意外，也是幸运

　　因为这部纪录电影是采用一个观察式的拍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或者设计张洪老师到底要什么时候爬、怎么爬，整个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预见的。

　　2006年，我筹拍的第一部电影《归途列车》，讲一个农民工家庭，拍了两年以后，正好赶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因为我拍的故事实际上是讲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其实是跟全球化有关系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过度借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的经济，跟我们拍的故事是一样的，当时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

　　所以拍摄纪录电影其实是没有办法作假，你只能非常谦卑诚恳地去做这件事。就跟张洪老师登山一样，有人也可能会质疑，一个盲人登珠峰，是不是很有钱，是不是请七八个夏尔巴人(当地向导)给抬上去。当然，我们允许别人有这样的质疑，但是如果你知道希拉里台阶(珠峰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12米高的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被视为攻顶前最艰巨的挑战)只有15厘米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可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前面和后面帮你，你只能自己走过去，只要脚底一滑，就直接滑下去2000米。所以，不可能说你有钱就能爬上去的，还得靠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

　　我觉得我们拍纪录电影跟张洪老师登珠峰是高度一致的，必须把自己的心态放到最低点，做好万全的策划和准备，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危机。如果老天爷赏饭吃，发生了很多戏剧性情节，那是我们有幸，如果没有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我刚才讲了，之前看了好多关于珠峰的纪录片，登顶那一刻不是情绪和结构的高潮，所以我当时还在想，这部纪录电影会拍成什么样子。我可能想象的是，张洪老师如果顺利登顶了，就会欢呼、热泪盈眶，感谢爱人和所有支持他的朋友。我就要用特别激昂的音乐把气氛烘托到最高点，如果这样的话，我简直就要捂脸。

　　电影中，张洪老师快登顶珠峰的时候，画面有很长时间的黑场。其实这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的摄影师为了把氧气让出来(让出氧气给张洪)，他们下撤了，最后登顶的过程我们是没有素材的，除了最后在珠峰顶上，夏尔巴人用手机拍了张洪10秒钟的视频。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挺崩溃的，最后登顶没有素材我怎么做？虽然我前面想的是要特别煽情，我也不愿意那么做，但是没有素材了，这个就更难了。

　　在后期剪辑中，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用一段黑场，直接用声音去描述最后100米的艰难，真正给大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盲人是怎么去经历这个世界的，在珠峰8700米的时候，张洪所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最早做出来接近1分钟的黑场，身边有很多不同声音，有人说太长太挑战了，可能观众接受不了，观众可能觉得是不是机器坏了，看不见了。后来有一次，文牧野导演看完后说，老范，这个厉害，就得这么长，一定不能短。我最早应该是做了45秒的黑场，后来改到了10秒、20秒，反正改了七八次，最后应该是48秒，你得有这样的长度，才能够让大家真正沉浸到张洪的世界里。

　　拍纪录电影，就要面对一切未知。但我总是相信，你只要很坦诚地面对，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只不过你要足够敏锐，在它发生的时候，能瞬间认识到这个事情，而且捕捉到它。

　　目标固然重要，但过程也很重要

　　我们整个的拍摄一共拍了36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89分钟的电影，这个片比是非常大的。这些海量的素材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每个人迥异的性格，也看到张老师为什么要去攀登珠峰。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出发冲顶的那天下午，张洪要录一段“离别”视频，录视频前他把家里的钥匙、银行卡、密码、手机等这些最私人的东西都交给了我，他说如果回不来让我转交给夏姐(张洪妻子)。我当时眼眶都红了，我说，你自己慢慢录，我就先走了，东西我帮你收着，但还是你自己给夏姐，你回来之后，这段素材我也不会给别人看，最后会不会用到这段素材，肯定会提前征求你或者夏姐的意见，这也是做纪录电影的一个基本原则。

　　将36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成片子，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变成10小时、8小时、7小时、6小时、5小时……有太多难以割舍的镜头，珠峰上的绝美风景、银河，还有很多的岩石雪景，也有很多外国的登山者对张老师是非常敬仰的，他们有的跟他聊天，有的来祝贺他，希望他能够顺利登顶……

　　其实我觉得自己收获特别大，因为跟张洪老师还有夏姐在一起三年多，虽然不是每天都在一起，但从最开始的萍水相逢，到现在的相互了解，拍完以后就像一家人。

　　疫情三年，大家都挺难的。我觉得这部片子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激励，尤其这一次跑路演，好多观众看到张洪老师一个盲人去登顶珠峰，做了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特别有感触，开始反观自己如何去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分享他们在创业、考研、考公的经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珠峰要攀登。

　　以前我们都在讲很宏大的东西，现在大家就会想着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这种信念，怎么去说服自己，不要躺平，不要停下来。张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别人爬珠峰是从地面爬到顶峰，但我失明以后，我得先从“地狱”里爬到地面上来，再从地面出发爬上珠峰，我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心里的夙愿。就像张洪老师说的，目标固然重要，但是过程也一样重要，走一步，是一步，有点像是新版的愚公移山。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新京报》2023年10月26日第B06版 【编辑:刘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