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烦心事，门口无忧解

人民法庭如何“接地气”？

隔壁是社区、过河是村庄、走近是厂区，人民法庭就是这样坐落于烟火人家间。

人民法庭工作如何“与民亲”？

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人民法庭就是这样守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新时代，有新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基层社会治理有了更明确的要求：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绍兴考察时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今，“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治理模式已遍地开花。

那么，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最贴近民心”的地方，要如何发力？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斌一句话道出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使命担当：要更加突出党委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形成治理合力，促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一本“人民调解工作笔记”

“11·27，买卖合同纠纷，A贸易和B生物，28449725。”

这是新昌县澄潭街道的人民调解员陈鹏飞记录在自己调解笔记上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涉金额28449725元，未进法院门，陈鹏飞用了5天时间，分开电话调、上门拜访调、集中面对面调，成功化解纠纷。

陈鹏飞原是当地中学的一名校长。今年68岁的他，从2023年6月开始尝试调解一些纠纷。2024年1月至8月，他已经在诉前成功调解了245件纠纷，其中有不少都是当场督促履行的。

问他有什么秘诀？

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游刃有余”，他说：“这离不开秦妙庭长的指导，原先调解靠的是退休老师的‘人格魅力’，但现在情理之上更有法理做保障。”

秦妙是新昌县人民法院澄潭人民法庭的庭长。涉及赔偿数额有没有标准、调解协议怎么拟才不会产生歧义、司法确认怎么申请、当场履行要注意哪些细节……在秦妙的一次次指导下，陈鹏飞每月可以调解成功30余件纠纷，已然成为当地的金牌调解。

调解员有需要，人民法庭的法官“走出去”指导，在绍兴已成“枫景”。

“单兵指导、个案指导，力量还是有限。”绍兴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胡坚坦言，面对基层大量矛盾纠纷，做实指导调解还需要更多探索。

“我们这里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调解文化深厚，老百姓也更愿意用调解化解矛盾。这就需要人民法庭更专业更系统地指导帮助。”几乎与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人民法庭同龄的人民调解员老俞，在谈起自己的调解经验时说：“这几年，我自发组织了一群热心调解的志愿者，经常请法庭给我们团队上课。”

今年初，在枫桥法庭的指导下，由老俞牵头的调解团队在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挂牌成立“枫调俞顺”调解工作室，集中为来到社会治理中心的矛盾纠纷“开门纳诊”。对经过“首轮疏导”尚未解决的纠纷，与枫桥法庭建立一对一“法治纽带”，由一个法官指导一个调解工作室，提升基层调解能力，推动大量纠纷就地实质化解。

同样行走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的，还有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国海，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罗国海调解工作室”，至今已成功调解270件纠纷。

“因为7块钱的电池，请律师打官司的事都有。”作为村里的领头人，罗国海见多了因诉讼闹翻的邻里。“法槌敲下去，怕有后患。这个后患可能是第二次诉讼，可能是胜诉了还是拿不到钱，也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

矛盾如何不上交？在一次次的调解中，罗国海逐渐走出了一条更新的路。

作为坡塘村共享法庭的庭务主任，罗国海在越城区人民法院鉴湖人民法庭的指导和支持下，联合周边12个村居共享法庭庭务主任组成调解联盟，并将本地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等纳入专家智库，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在基层共享到更多专业的司法服务。

过去是“弄不好的，你们去法院吧”。

现在是“村里的事，还是在村里解决更好”。

……

从一本调解笔记到“枫调俞顺”调解工作室，到共享调解联盟，再到人民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与镇街社会治理中心双向派驻，绍兴法院聚焦问题源头，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人民法庭主动靠前，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群策群力，基层解纷越来越有活力。

由厂房改造而成的“经开区法庭”

从高速口进入嵊州，随处可见此起彼伏的厂房。

车子转到主干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嵊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园区一墙之隔，便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若不是路口竖着指示牌，经开区法庭的三层楼建筑看着与一般的厂房无异。

“是的，我们经开区法庭是由一幢厂房直接改造而来。”经开区法庭庭长吴校军说。

一个厂区里的人民法庭，要管多少事？

要负责办理辖区26个村社、9.6万常住人口、5万流动人口、1000家企业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要集中管辖嵊州市全域劳动争议案件；要探索人民法庭“立调审执破”一件事改革。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案件、这么复杂的流程，能搞得定吗？

经开区法庭以一组数据告诉你，他们搞得定：2024年1月至8月，辖区浦口街道万人成讼率47.36，实现连续三年下降，降幅达25.57%；自2021年正式运行以来，集中管辖的全市劳动争议案件收案数每年下降，2023年同比下降64.25%；成功促使21件纠纷未进入诉讼程序，已审结的70件案件未进入执行程序，对2名个人开展债务集中清理，获评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十大典型案例。

搞得定的背后，是经开区法庭立足审判职能，全面推进“内部解纷一体化、外部协同治理一体化”，全面提升矛盾纠纷“一次性解决”“源头解决”“实质解决”；

坚持法治思维，构建“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多元解纷—诉讼断后—救助兜底”的劳动争议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推进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注重系统集成，建立“立调审执破”一体化工作机制，以“一体化”团队、“一条龙”模式、“一站式”服务，实现当事人一件事“一管到底”。

“经开区法庭是绍兴法院推进人民法庭‘一件事’改革的缩影。”绍兴中院民一庭庭长张靓说，绍兴两级法院以开展“司法公正全面提升工程”为契机，以专业特色审判为突破口，积极发挥人民法庭专业化、协同化、规范化优势，开展类型化调解、示范性诉讼、一次性解决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柯桥区人民法院轻纺城人民法庭立足审判涉外商事、知识产权和买卖合同三类案件，构建市场调解、知产调解、三会调解、涉外调解四大专员调解机制，形成“调、立、审、执”纠纷化解全覆盖态势。

——越城区人民法院袍江人民法庭聚焦涉企纠纷新态势，以“悦法·领袍者”党建品牌为引领，创新“法庭﹢”工作机制，广泛联系镇街、行业协会、群团组织助力商事纠纷预防化解，全流程打通“立、审、执、破”各环节。

随着人民法庭对“立调审执破”的探索，“一件事”的道路越走越顺。今年3月，绍兴中院立足基层实际，以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为引领，印发《全面推行人民法庭“一件事”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从制度上推进人民法庭“立调审执一体化”，扎实办好老百姓“一件事”。

镇党委书记每周督办的执行破难行动

对于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稳定和发展。”初遇新昌县沃洲镇党委书记李芳，爽朗的笑声在楼道老远处就能听到，风风火火的性格一如其日常的处事风格。

她和法庭“走得很近”，是全市第一个以党委名义召开专题会议支持人民法庭工作的乡镇。

她说一个镇就是一支队伍，在支持法庭工作会议召开后，又立即召开了第二个专门部署执行破难的会议，由镇党委牵头，以分区包干、任务细分的形式协助法庭对辖区内的终本案件开展攻坚行动。

她把执行变成了分内事，每周党委会必留一个议题位置给执行破难，知情况、盯进度。

今年6月以来，沃洲镇“一把手”挂帅，综合运用人熟地熟的优势，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与，协助办结执行案件75件。

“为什么这么上心？”

“执行破难，事关老百姓权益的兑现，更关乎乡镇的稳定和发展。”李芳说，这欠下的债，有企业经营不善留下的债，有邻里赌气的债，还有年轻人网贷的债……最怕的就是一案结信访生，“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主动作为、共同发力，‘赖账的’少了，矛盾纠纷就少了，营商环境也好了，乡镇才能‘轻松上阵搞发展’。”

沃洲镇的“执行破难有方”不是个例。

在诸暨市，牌头镇社会治理中心会按片区把执行案件交办到村社网格，基层干部第一时间和法庭协同，联合对执行案件进行红、黄、绿三色标注，红色重措施、黄色重调处、绿色重效率，合力织密执行破难基层网。

在上虞区，按照“党群抓组织、政法抓业务、派出所抓主导”条抓块统、分工协同，全区拉起一张“网”，明确一名网格骨干担任村级政法联络员，全网络、全方位、全天候支持执行，让当事人找得到“主事人”，解得了“心头难”。

为切实解决执行领域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今年3月，绍兴中院党组决定，全面推行执行下沉人民法庭工作模式，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执行工作机制：明确由法庭庭长对人民法庭执行工作负总责，选派“1名执行员﹢1名执行辅助人员”派驻法庭；确定1至2名联系院领导分片区认领工作任务、开展指导协同。

今年4月，绍兴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暨执行工作推进会提出，要依靠党委领导，推动基层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靶向攻坚执行破难工作。

很快，市委支持，县、镇街、村社纷纷开始响应——

市委层面，绍兴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定期听取执行破难工作汇报，市委召开全市社会治理中心规范提升工作部署会，强化“枫桥经验”发源地使命担当；

县域层面，全市各区、县（市）以党委名义召开第二轮法院工作会议，专门出台文件并专题部署执行破难工作；

镇街层面，全市30家人民法庭辖区镇街全覆盖召开支持法庭工作会议，出台执行破难专项行动方案；

村社层面，社会治理工作室与共享法庭深度融合，村书记、网格员、志愿者等人员力量共同发力“执行破难”。

执行破难的基层治理格局，实现了从法院“单打独斗”向党委领导下的“整体推进”转变。今年1月至8月，绍兴法院自动履行率、首执案件终本率分别同比优化22.83个百分点、25.29个百分点，终本出清率全省第二。

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意味着什么？

对于党委政府来说，是社会治理有效；

对于人民法庭来说，是公平正义抵达；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急难愁盼化解。

向基层下沉，向末端发力。以镇街党委为核心、人民法庭为支撑、社会治理中心为平台、基层干部共同发挥作用的基层治理格局在绍兴向新向好。（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茹玉 沈鸿燕）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