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汉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李守奎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汉字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汉字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至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墨韵堂里，总书记对正练毛笔字的孩子们说道：“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2022年10月，总书记在河南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汉字与中华文明起源

　　文字的创制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人类在经历过的几次“信息革命”中，第一次是发明了语言，人与其他动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发明了文字，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人类一旦创造出记录语言的文字，知识来源就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口耳相传，因而知识快速积累，人智大开，社会快速进步。而没有文字的社会即使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受到时空限制也难以向前发展，不是陷于停滞就是慢慢消亡，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考古遗址，一旦发现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来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个时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遗址中，距离我们年代越远，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刻画符号，不能排除它们具有文字属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文”清晰可见。约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属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有许多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在二里头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二里岗文化，分布地域范围大为扩展，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属于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東”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它能够完整地记录当时的语言，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自发现以来，出土的有字甲骨约有10万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现。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汉字发展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宝贵材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验证了商代世系真实性之后，就“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有“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济更是“把甲骨文的原始推远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了”。2017年，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西周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更加扩大，文字系统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存主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其书写程序是先刻写于范坯，再经烧铸而成。东周时期，发现的文字载体日渐丰富，金文资料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简牍、丝帛、玉石、陶器等材质也都是当时实用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楚简和秦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它具有强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担记录汉语的功能。

　　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传统的守护者，还是文明的传播者。汉字由最初的刻画符号和象形图形发展出表意、表音和形声等编码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古老的汉字见证着中华民族曲折辉煌的成长历程，成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体构造往往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细节；春秋战国时代，字分五系——秦、楚、晋、齐、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国的篆文、古隶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国争雄的历史场景；秦汉时期，繁难的小篆多应用于特殊场合，古隶和八分先后活跃于日常书写领域，与此同时，草书得到了迅速发展，凡此种种，无不是大一统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文化越发昌明兴盛的写照；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书和楷书逐步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等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映衬着优雅从容的晋代名士风度。汉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历经时代变迁而不改本色，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更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奠定了重要基础。追溯汉字的演变历程，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中华文明深厚绵长的底蕴。

　　汉字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悠久而持续。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文明为什么能够从未间断？从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汉字可以窥见一斑。汉字是自源于中华大地、以记录汉语为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表意文字体系的典型代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汉字的延续性上，汉字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这个文字系统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记录的语言古今一脉相承，所形成的文献丰富而连续。一个能读古书的现代人，如果打开2000多年前西汉人抄写的古书，阅读障碍很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知名学者白川静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汉字还辐射到了周边民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

　　汉字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地大物博，方言有很多种，民族语言也有很多种，统一的文字构筑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当年，就下令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保证了政令的传达和思想文化的统一。秦朝之后，汉字又经历了漫长的字体演变。虽然天下分合、朝代更替，但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传统再未动摇。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都会主动拥抱汉文化，学习汉字。南北朝时期，为了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将汉语确立为官方语言，要求学汉语、用汉字、穿汉服，对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也受到汉文化影响，其自创的民族文字借鉴了汉字偏旁部首。

　　中华民族不是单纯的人种血缘的融合，而是文化认同的实体，汉字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不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查理曼帝国，一旦分裂为使用更小的表音文字系统的民族国家，就很难再统一为一个文化连续的国家。中国则不同，在这片大地上，朝代有更迭、政权有更替，但是我们的文字一致、文化相通，分久必合，永远是统一战胜分裂，这种特性与汉字的超语言功能密切相关。汉字不是通过直接表达语音的编码方式记录语言，而是通过以表意为基础的多种编码形式记录汉语，这样就使其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可以准确记录语言，汉字是成熟的文字体系，与汉语相适应，可以记录各个时代的口语，可以形成书面语，使语言更加严谨；另一方面，汉字可以超越方言，不同时代可以读不同的音，不同地域可以读不同的音，不论读什么音，其意义不仅历史连续，而且社会共知，历史上书面语长期发挥共同语的功能。因此，尽管各地的方言千差万别，不同年代语言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一直有统一的文字。西方一些学者尽管从记录语言这一功能的角度，否定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但从表意字的社会功能的角度，也指出其具有很大的优点，即并不受词的语言形象所束缚，使得各方言区的人们能够看懂彼此所写的东西。

　　汉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孕育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记录、典籍保存。比如，甲骨文记录了商朝时期的祭祀、打猎、战役、农业、问病和天气等；金文记录了周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纵观世界文明史，在许多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政权一旦由外族统治者所取代，文字记录的语音语义大都发生彻底变化，即使字母相同、所记录的语言也不同。前朝文字记录的语言今朝看不懂，今朝书写的历史下一朝看不懂，当然不会有不间断连续的历史记载。然而在中国，前朝灭亡，后朝仍然使用同一个文字系统，递传几朝依旧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前后识读没有障碍，因而数千年来文明历史记载从无间断，各种文献丰富多样、传承有序。

　　汉字中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很多汉字本身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透过这些汉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先人的生活乃至其时的心理状态。因此，中国人历来对文字怀有敬畏之情，一方面体现为汉字演变中的继承关系，譬如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另一方面体现为后代对前代文献、书法的保存和传承，譬如宋代《淳化阁帖》收录大量前朝书法家作品。正是对文字的敬畏，让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得以传承几千年来到当代，并被发扬光大。

　　汉字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文学的共性。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字的艺术。我们读唐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只能是线性读出两句诗来，如果书写成：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种非线性结构：门对窗、泊对含、东对西……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种对仗是非线性的视觉结构。诗不仅是读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学者饶宗颐所说：“汉字只是部分记音，文字不作言语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胜的魅力。”

　　世界上的各种文字都努力追求书写美观，但只有汉字发展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汉字字形多种多样，为形成丰富美观的视觉效果提供了优越条件，并与格言警句、名篇佳作、篆刻印章相结合，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在书法艺术欣赏过程中得以传承。同时，书法还蕴藏着中国人深沉的家国情怀，练字更多练的是品德与性情。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气势磅礴、壮怀激烈，通篇充溢着浩然正大之气；明代祝允明以草书抄录《岳阳楼记》，则是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精神动力。

　　汉字与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记录了我们的“来处”，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守护好汉字就是守护我们的文脉，文化自信才有坚固的支撑点。

　　文字一经形成，便通过记录人们的语言，使文明成果得以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通过楔形文字向世人传递法治精神的火种；在尼罗河谷，象形文字记载了古埃及人在辛勤劳动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黄河流域，甲骨文等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源泉。然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衰亡，而汉字不仅从未失传，并且在一次次字体演变中不断焕发生机，成为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以完整记录、保存和传承。汉字记录了中国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璀璨的文学艺术、灿烂的发明创造、生产生活的智慧等，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无论历史长河经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一直保持基本稳定，犹如定海神针，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那时的人们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许多人期望通过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去融入新世界，追赶新文明，甚至期望与西方文明套合，努力与西方标准吻合，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自我的丧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立足世界前列，而且是文化的自立自信。一种文明传承了几千年，辉煌了几千年，世界上没有谁比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更有资格讨论“文明”。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中华大地上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真实状况，凝聚、融合、辉煌、衰微、复兴，何其波澜壮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当前，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产生和演变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既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要全面深入挖掘汉字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 【编辑: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