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流淌近半世纪：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的执守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这个带有历史刻痕的职业，已经在很多地方消失。72岁的吴积新，是少见的仍然坚持在一线的电影放映员。

　　在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田面村，记者见到了吴积新。他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头发只有些许花白，说话浑厚有力，像五六十岁的年纪。每次谈到电影，吴积新都有些兴奋。这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仿佛了解与流动电影放映机有关的一切。

　　在过去的45年里，吴积新和他的老伴林连芳，带着电影放映机穿越田野、山冈和村庄，为成千上万的村民放映电影。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和智能手机走入家庭，吴积新的观众越来越少，但他仍然对电影放映有着热情。吴积新相信，露天电影可以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村口的“露天电影院”

　　傍晚六点，天刚擦黑。吴积新和老伴林连芳的面包车驶进了马龙村，绿色车身上漆着白字，“广东电白县送电影下乡数字电影四队”，他们是来放电影的。

　　车子在村口停下，吴积新开始卸车，两把椅子、两个音箱、绳子、幕布，还有少不了的电影放映机。吴积新摆弄了一阵音箱，红色歌曲响起，小山村仿佛成了露天剧场。

　　最先过来围观的是叽叽喳喳的小孩子，随后老人们端着饭碗走来。吴积新夫妻俩挂好幕布、调试完设备开始试映时，天已经黑透了。银幕前稀稀拉拉站着十几个人。

　　“来睇电影啦！来睇电影啦！”

　　隔一段时间，吴积新就对着话筒喊话一次。不久，人来得多了一些，不过没几个在认真看电影。小孩子骑车围着场地绕圈，老人忙着给怀里几个月大的孙子喂饭，偶尔路过两三个叼着香烟的年轻人，往场地瞥了一眼，走远了。

　　吴积新借着路灯和银幕的光亮写场记，今晚的影片名是《破冰72小时》，他一笔一画地写下。同一页上，他还要记下放映的时间、地点以及观众人数。当天晚上，有三四十人在银幕前坐下又离开，吴积新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个认真对待这场电影放映的人。

　　吴积新今年72岁，放映电影45年，在电白区、广东省乃至全国，没几个比他年长的在职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吴积新的场记本见证了他的认真，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字，记录着他的每一次放映。2023年的几十场放映中，大部分场次观众总数在三四十人到七八十人之间，没有几次超过百人。

　　在田面村，吴积新家中的三台老式胶片电影放映机也见证了他的认真。两台16mm的放映机，南宁牌和长江牌的；一台35mm的放映机，井冈山牌。

　　得知记者即将造访，吴积新把三台机器都搬到了院子里，再加上最新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十几平方米装下了中国农村流动电影放映机几十年的变迁史。

　　吴积新拿出一个灰黑色铁盒，盒子上有他用白色油漆写的字，“《铜头铁罗汉》 武打片”，这是“一盒”电影。盒子里有四张胶卷盘，每张记录着20到30分钟的光影，一部电影由四张盘组成，重30斤左右。20世纪80年代，吴积新就是带着这样的电影，为粤西山村里的人们带去一场场视听享受。

　　“要是接上电，还能放！”吴积新为记者演示如何安装胶卷盘到16mm的放映机上。机器年代久远，混杂着油漆味、铁锈味和机油味。吴积新熟悉这部机器堪比熟悉自己的身体，他兴奋地讲解，按这个键开机，按那个键有画面，再按下一个键才有声音。在演示更换胶卷盘时，吴积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确实老了，速度明显慢了。“以前考核的时候，要求换盘时间必须在一分钟内，”吴积新说，“如果换慢了，底下看的人要闹！”

　　陪伴电影浮沉的近半个世纪

　　1978年是吴积新人生的分水岭，他在那一年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正式成为一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

　　吴积新的师傅是电白老乡，也是他的战友。进入部队前，农村出身的吴积新没怎么接触过电影，当了兵后，每周三和周六都有看电影的机会，他一下子被迷住了。吴积新爱上了电影，正好身边还有个懂技术的师傅，退伍后，他很顺利地当上了放映员。

　　吴积新的妻子林连芳老家在罗坑镇，她在一次电影散场后主动与吴积新搭话，帮他收拾东西，两个人很快熟悉，经人介绍后恋爱结婚。在那个年代，放电影是光鲜的职业，电影放映员是女孩子心仪的对象。

　　在80年代，吴积新和妻子骑着自行车，驮着上百斤重的发电机、放映机和电影箱，穿梭在电白的乡镇间，那是电影使人痴狂的时代，也是吴积新人生中的一段风光日子。

　　当时的人们有多爱看电影？晌午时分，吴积新和他的放映机还没进村子，已经有大人小孩在路口等候，村民们会主动帮忙搬设备、架幕布，性急的人早早地带着马扎占位。吴积新夫妻会被村干部当作贵客招待。等到夜幕降临，灯光射出，银幕亮起，附近村庄的村民陆续抵达，气氛达到高潮，整个场地坐满、站满了人，有人甚至坐在、站在银幕的背后看，虽然演员的动作是反方向的，却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放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吴积新经常会被蹲守路旁的村民拦下，“再到我们村放一场！”而在林连芳的记忆中，有时电影还没放完，已经有邻村的放映员等着将电影带子借走。一部电影就这样在村庄之间传递，时常，最后一拨观众欣赏完它时，已经接近凌晨三点。

　　吴积新夫妻白天种地，晚上放电影。到村子里放一次电影，村民们需要付25元，刨去交给电影公司的片租8元5角，发电机消耗的汽油费3元，剩下的就是工钱。1978年，为了购置昂贵的放映机，吴积新跟亲戚朋友们借了2300多元，两年多的时间，他就还清了这笔钱。

　　到了90年代中期，电视来了，看电影的人少了，放电影挣不到钱了。吴积新的收入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二，最困难的时候，只能上山砍柴卖钱。在那些年，很多电影放映员离开了岗位各谋出路，混得好的当了镇干部，混得差的只能四处打工，为生活奔走。

　　吴积新没有走，他还在放电影，一直放到了2023年。

　　最老和最年轻的放映员

　　2010年，私人经营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在电白不再被允许，统一转为公益放映，放映员们使用的机器也统一更换成数字放映机。吴积新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坚持要继续放电影。为了方便赶路，他在次年买了辆面包车。

　　20世纪80年代，电白有几百名放映员，几百台机器，如今全县的放映员只剩下不到10名。吴积新是年纪最大的，县电影公司的人找过他，让他好好休息，别干了。“我得干，我得带着儿子再走走，让他熟悉路，熟悉人。”

　　吴积新的儿子吴武昌，今年36岁，也是一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他是电白目前几名放映员中最年轻的。他谈到了这份职业的另一面。

　　从前吴积新出门放电影，全电白可能只有一个人不开心，那就是吴武昌。“七八岁的时候，晚上爸爸妈妈都出门放电影，到第二天才回来，家里就剩我和妹妹，肯定很害怕啊。”年纪再大一点之后，吴武昌获得了许可，可以随父母一起出门。

　　爸妈放电影，吴武昌就跟着看，很多电影看了许多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少林五祖》，其他的电影会看腻，这部不会。吴武昌15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放电影，从娱乐转为工作，吴武昌才体会到电影放映的艰难，“干活累一点就不说了，要熬夜守着电影放完，天气冷或者下雨的时候很辛苦。”

　　吴武昌已经取得了资格证，是正式的电影放映员。但由于电影放映的工资一年一结，为了在平时贴补家用，他会去做一点建筑活或者水电活。“以前我爸那个时候放电影威风，现在不行了。”吴武昌自嘲道。

　　在这份工作中，吴武昌也找到了他心目中农村电影放映的现实意义：很多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很多惠农政策、最新消息要靠他们带到村庄去。

　　一年三次的乡村聚会

　　马龙村的夜色渐渐深了，黑夜如潮水浸没村庄，只有村口的“露天影院”还能吸引村民驻足。

　　潘健芳抱着胳膊和邻居聊天，偶尔抬眼看一下银幕。他是马龙村的支委委员，今晚的放映活动是他和吴积新对接的。放映的地点就在潘健芳家门前，他早早摆好十几张椅子，在微信群里通知村民出来看电影。

　　潘健芳1989年出生，露天电影也陪伴了他的童年。看着稀少的人群，潘健芳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还有不少人没干完活，晚一点会多些的。

　　“放电影蛮好，大家都挺欢迎的。”潘健芳说，最近天黑得快，到了傍晚七点多，村子里就安静得如同睡去，放一场电影，大家聚在一起，多少为村子增添一些活力。

　　67岁的吴日芳背着小孙子来看热闹。她没有去坐座位，站到了放映机后的角落里。这是今年的第三场露天电影，前两次吴日芳都去了。吴日芳觉得“现在的电影比过去做得更好了”，但她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往昔，只是远远地望了一阵，便继续和老姐妹聊天。吴日芳的儿子和儿媳都在海南打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孙女和一个小孙子，有空时种一小块地。她觉得活计不累，“孙女都大了，就带一个小的，不辛苦。”如果没有这场电影，她可能在家里伺候完孩子后，八点多就早早上床。

　　潘红(化名)和她的朋友坐在吴日芳身后的三轮车上，拿着手机看小说。她今年11岁，在高州市的一所私立小学读5年级，每个月放一次假。潘红的父母没空过来，他们还在家里干活，挑药草。潘红对面前大银幕上的电影毫无兴趣，从没抬头看过一眼，除了网络小说，她最喜欢看古装电视剧。不过潘红还是选择坐在村口的人群间看小说，因为“这里很热闹”。

　　“为什么要一直放电影？”面对记者的提问，军人出身的吴积新没有说“我爱电影”或者“我喜欢电影”，他的回答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