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在历史峡口，回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

　　 中新社 北京1月15日电 题：在历史峡口，回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

　　作者 李晗雪

　　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处幽静之所、现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坐落着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墓。当时，让外国人葬在中国首都本不合礼法，但和善勤学的利玛窦，不仅带来西方新知，更“渐染中华之教”、著述有称，受人敬重，故破例获得万历皇帝御赐墓地。庄重洁白的墓碑，亦是这段中西交流史事的纪念碑。400多年前，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们的交往、尤其与徐光启的友谊，写就了一段文明交流佳话，展现了文化相遇之妙。他们的交往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在全球融合加深而呼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峡口，愈现光辉。

　　一个士大夫，一个传教士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他来中国后，感到“基督教在中国人民中不引起兴趣”，因此首先花时间研习汉语、中国礼俗及儒家经典，并通过西方书籍、世界地图、天文仪器等吸引人们兴趣，与士大夫交游。

　　利玛窦将西洋历法、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带来了吸收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的世界地图，令明代中国人大开眼界。同时，他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为读者留下“中国札记”，其出版轰动了欧洲，被认为继马可·波罗之后“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

　　毫无疑问，利玛窦在多方面奠立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这种成就，自然与他“入乡随俗”、乐于学习的开放和敬诚态度不无关系，也得益于结识了中国挚友徐光启。

　　徐光启是上海人，最初因见到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而知有“利先生”。1600年，两人在南京会面，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再会利玛窦，后登甲榜、入翰林；在北京的几年中，两人交往甚深。徐光启阅读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教理，自称“余亦以间从游请益，获闻大旨”“盖其学无所不窥”。利玛窦也对徐光启称赞有加。为便于向利玛窦请教，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宅附近租了房屋居住读书。

　　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据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逝世时，众多朋友、“大臣们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们”赶来吊唁。抬棺进入墓地之时，“保禄博士(即徐光启)尤其悲恸……他对利玛窦神父尤其诚挚。他是一位高官显宦，但也悲伤流涕作为他友谊最后伤感的表示……”

　　如今，这对异国友人已离世数百年，但两人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互动，仍为中欧珍视和延续。

　　再从东向西看：中国的思想比想象更包容

　　收藏于上海中华艺术宫的当代画家李根之作《对话——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化盟约》，再现400年前这对友人的亲密交往：摆放着地球仪和各式书籍的木桌两旁，身着儒服的利玛窦与官员着装的徐光启展开对话。

　　在1667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所著的《中国图说》中，徐光启画像下有“Magnus Sinarum Colaus, Legis Christianae Propagator”的拉丁文介绍，意为“伟大的中国学士，基督信仰的宣教者”。

　　西方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中国士人学习、接受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甚至思想信仰，其中的文明交流互鉴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西问智库”学术顾问张西平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采访时谈道，从晚清到今天，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中国人也应有更大的胸怀、以更平和的态度看待世界，要像徐光启那样，抱持开放、宽容、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不需要回到晚清的悲情。中国已经强大，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来走出晚清悲情。”张西平说。

　　再从西向东看：欧洲有与东方交流的遗产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徐光启、利玛窦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并且，他们的文化差异是两人友谊的核心，他们都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语言、知识体系与信仰。”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竺易安(Elisa Giunipero)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采访时说，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士人徐光启希望振兴晚明社会，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开放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交流，因为他们相信，彼此的对话既会充实个人，也会推动各自的国家前进。

　　竺易安认为，利、徐二人的交往引导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的复杂多元，而不是对之感到恐惧。欧洲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鸿沟，相反，彼此影响程度远超一般认知。利、徐二人的交往，展现了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可能实现的平等与和谐，这正是今日世界亟需重拾的。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1500年至1800年间的交往，是中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尤其对西方来说，应该学习利玛窦和而不同的‘合儒’精神，特别是面对逐渐发展的中国的时候。”张西平对 中新社 记者说。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这样记录着对中国细致认真的观察和描述：“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利玛窦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出赞叹，认为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伟大人物，四书五经是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感到中国孝敬长辈、尊敬师友的美德超过其他民族，中国的机械工艺、中医以及天文与数学的许多分支一样发展可观。

　　同时，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全面而持平的记载，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1953年在英译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

　　不过，该序言也写道，《利玛窦中国札记》虽学术影响深远，在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者以外却不大为人知。竺易安认为，要扩大人们对利、徐二人的了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两位人物应当同时被介绍给大众，因为不了解其中一个，便无法真正理解另一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