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讲”与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美学界长期存在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与发展，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很多时候只是亦步亦趋地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译介与搬运，抑或是运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为其作注解。因此，西方美学不仅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大厦的建造基石与主体结构。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以及本土理论建构的乏善可陈，致使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并非真正的“中国的美学”，而不过是“西方美学在中国”。

应该说，上述观点对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原创力不足、身份标识性不强的问题与症候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诊断。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看法不仅忽视了中国学者不断尝试从西方美学话语影响的“焦虑”中突围，并主动寻求本土性美学理论建构的长期努力，而且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国学者译介和借鉴西方美学话语时，结合中国现实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之所进行的取舍、改造与转化。可以说，任何一种理论在经历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形态、内涵或指向的变迁。由此，20世纪中国美学绝非简单的“西方美学在中国”。

一

回望中国美学现当代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紧跟中国美学先驱王国维、蔡元培的步伐，在介绍、阐发西方理论话语的同时，都曾积极地尝试与中国固有之文艺材料、传统的审美经验等嫁接、融合，并为中国美学理论话语构建与主体性生成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但受制于时代历史、文化环境及现实境况等多重因素，他们在美学的学科建制、理论建构等方面不得不参照西方先在的模式与方法，他们有限的理论创新相较于西方的强势话语而言，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他们有意识地接续传统、自觉利用本土美学资源进行理论话语创新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中国当下的美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法与路径。

冯友兰曾言，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分，“照着讲”侧重对已有思想的再现与解释，“接着讲”则重在新思想体系的创造与建构，二者不可偏废，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叶朗由此进一步提出，人文学科的创新必须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必须从经典思想家“接着讲”，具体到中国美学，要吸收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由此，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立足和观照中国当代审美现实，更需要在前人的美学思想基础上“接着讲”，应当有效连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美学传统。具体来讲，既要接续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和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更要接续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美学”前史及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美学传统。

刘纲纪于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中国古代美学与哲学不可分割，因为中国哲学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如何达到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具体化为可直观或情感体验的对象之时，便指向高度自由的审美境界。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的“里仁为美”“充实之谓美”，还是道家追求的自然无为的“逍遥游”状态，皆倾向于将摆脱了外在物质束缚与内在欲望强制之后的自由审美境界视为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某种程度上，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合一，便构成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最大的不同，并由此派生出了美与善、情与理、直觉与理智等相统一的突出特征。

概括地讲，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真、善、美分离传统以及偏重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等抽象问题的辨析和体系化美学理论的建构，中国美学更注重对美与现实人生、道德完善及生命存在之间内在关系的思索，多散见于古人对自然山水、日常生活及艺术创作等的直觉、感知与体悟之中。换言之，中国美学的边界从一开始便超出了纯粹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其关涉宇宙、社会、人生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问题。在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等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主导之下，中国美学兼顾知、情、意、行四个方面，追求真善美的整体贯通，趋向于美善相济、天人合一的高度自由人生境界。不止如此，中国古人在以玄鉴、神游、妙悟等独特方式感知、经验美并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予以艺术化表现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形神、虚实、文质、动静、巧拙、奇正、雅俗、隐显等一系列富有辩证意味的美学命题，同时衍生了诸如“中和”“风骨”“气韵”“逸”“远”“境界”“古雅”等众多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上述种种，共同积淀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文化记忆，孕育出包罗万象且内蕴深厚的中华美学精神。

进一步讲，中国古典美学不仅是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世界美学史书写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美感经验与审美意识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在材料补充乃至思想体系建构层面具有独具一格的作用。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古典美学背后所蕴含的时空观念（空间的时间化）与生命意识（天人合一），与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气氛美学、显现美学等存在着广泛的精神相通性。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突破西方美学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模式，代之以整体性思维、间性思维来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比如环境美学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身体美学提出者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及当代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等，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主动将之纳入美学理论建构或美学史书写之中。

由上可见，无论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讲，抑或就世界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回归中国美学传统和彰显中华美学精神为底色与内核，坚持从中国本土美学思想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寻求持久的动力与支持。如此，方能彻底实现美学的“中国化”，真正凸显中国美学的主体性。

二

“接着讲”中国美学传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回归、复兴中华古典美学传统，绝非简单的复古，也并非毫无甄别地复活或沿用古代的美学术语、概念与命题，而是要返本开新，旨在对丰富深厚的本土美学学术资源进行有效的现代转换，开掘、释放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现实活力与当代意义，将之作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话语与主要资源，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同时实现中华优秀美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叶朗的“美在意象”、曾繁仁的“生生美学”等理论皆已作出了积极且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二，接续、传承前人的优秀美学思想成果，并非只是单纯地研究阐发他们的美学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沿着他们所开拓的学术道路，效法他们积极介入社会现实需要的学术态度，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与新的文化使命作出新的理论探索，回应当今社会的审美关切，反映新时代的审美精神。这便意味着，在新时代语境下，“接着讲”中国美学传统，除了意在继续发挥其内在的现实效力，更是为了在解释和解答中国当下的各种现实审美问题、解决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文化需求时，能够摒弃“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方式，主动效法中国现代学者理论创新的自觉，积极探寻美学的中国特色。

第三，重视、强调本土美学学术资源，并非源于狭隘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是将“本土”与“西方”完全对立起来而拒斥和无视西方的现当代美学理论。恰恰相反，对西方美学优秀思想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本身也是“接着讲”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美学之外而“自说自话”，需要以西方话语作为理论参照，借此在找寻并弥补自身理论局限的同时，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潜质并用现代语言形式与理论形态加以呈现，进而为中西方美学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三

推动中国美学走向世界，是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在世界文明秩序中始终占据主导位置，自黑格尔以来的西方主流美学家、艺术史家普遍对中国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了解并存有严重的隔膜、误解乃至偏见，故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英国学者鲍桑葵为例，他武断地认为中国艺术及审美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思辨理论的程度”且“与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没有关系”，并以此为由将中国美学排除在其美学史叙事之外。当然，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自觉的美学理论建构和海外汉学家对中国艺术及相关理论文献的大量译介与研究，上述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场域中长期缺席和“失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出于改变20世纪中国美学“以西释中”的单一建构路径与发展模式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回应当今国人的诸种审美关切，解答和解决现实审美文化问题，更是出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需要。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自有其独特的精神意义，同时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审美规律与理想，可以为世界美学的发展贡献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中国智慧。恰如宗白华于20世纪30年代所言，“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全球美学”不再仅仅是少数学者口中的抽象概念，而愈发成为一种理论现实，其发展不可能也无法脱离中国的艺术与美学。在此意义上，“接着讲”中国美学传统，便不仅对于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美学的真正形成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理论在当下的传承创新和国际传播，必然能为世界美学思想体系的丰富完善提供宝贵的中国元素、中国观念，也能够为中西方美学对话、交流与互鉴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

（作者：李雷，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