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不止“狂士”

　　近日，《我的父亲刘文典》首发式暨国学大师刘文典研究新成果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我的父亲刘文典》是由刘文典之子刘平章口述，刘文典之侄刘明章、安徽大学教授章玉政整理的口述史著作，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曾出版多部刘文典研究专著的章玉政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表示，这位人称“民国第一狂士”的国学大师，他的“狂”来自传统读书人的傲骨，而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作为“求学问的爱国者，爱国的学问家”所内蕴的深沉的家国情怀。

　　“‘飞踢蒋介石’肯定是不存在的”

　　2008年，30岁的章玉政为国学大师刘文典立传，其《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成为国内第一部关于刘文典的传记，让这位校勘学大师以“民国第一狂士”的形象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在一些自媒体“爆款”文章里，刘文典的经历被演绎得越来越戏剧化，尤其是广为流传的“飞踢蒋介石”“痛贬沈从文”等奇闻，更仿佛是坐实其“狂士”之名。

　　“我写《狂人刘文典》的时候还没有‘飞脚踢蒋介石’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对此，我和刘平章先生在很多场合都进行了澄清。”章玉政说，“刘文典与蒋介石确实发生了冲突，但只是言语上的，至于‘飞起一脚’，那肯定是不存在的。”

　　这段往事发生在1928年，当时辞去北大教授之职的刘文典回家乡筹建安徽大学，主持校政，成为实际上的安徽大学首任校长。但学校创办不久就发生了一场风波：安大百余名学生去隔壁的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参观跳舞”，遭拒绝后，学生们大打出手。正在当地视察的蒋介石为此召见双方校长和学生代表，要求惩办闹事学生，刘文典认为此事背后尚有内幕，不应急着惩戒学生，冲突由此发生。

　　《我的父亲刘文典》援引了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在回忆文章里的记载：蒋骂刘“像土豪劣绅”，刘反骂蒋“简直是新军阀”，蒋大怒：“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把脚向下一顿”：“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

　　另据冯友兰的回忆，刘文典曾跟冯描述当时情景，说自己还骂了蒋一句：“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为学生当“守夜犬” 助恩师陈独秀避险

　　在《狂人刘文典》之后，章玉政还编著有《刘文典年谱》《刘文典传》等多部专著。在他看来，《我的父亲刘文典》不仅有刘文典研究的新成果，澄清了许多讹传，有正本清源、纠错匡谬的意义，而且有传主至亲才知道的“私家故事”。

　　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刘文典离京返滇，中途绕道四川成都，为《杜甫年谱》搜集资料。当时刘平章在成都工学院就读，刘文典带他去拜访自己在安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谢无量，路上叮嘱儿子见到太老师后“一定要毕恭毕敬行跪拜礼”。见面后，65岁的刘文典急忙上前给72岁的老师行鞠躬礼。刘平章如今已是90岁高龄，对这一幕仍记忆犹新。

　　刘文典在安徽公学的另一位老师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大教书的刘文典没有参与游行，但听说学生火烧赵家楼，原本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树下悠闲看书的他“跳起来奔到学校”，和马寅初、刘半农轮流在北大红楼值班，守护学生安全。当时很多人开玩笑说：“一马二刘是北大的三个守夜的犬。”

　　1920年初，身处险境的陈独秀由李大钊赶着骡车秘密护送出京。离京前，陈独秀曾藏身于刘文典家。刘平章后来听母亲张秋华说，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期间，有时从上海到北京，也会在刘家暂住。

　　刘文典与五四运动的交集还不止于此。起草《五四宣言》(《北京学生界宣言》)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1956年，刘文典加入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介绍人之一便是许德珩。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被评为云南省唯一一名文科一级教授，并作为特别邀请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想这些都让他在政治生活上有了很多新的感受和期待。”章玉政说。

　　刘平章也清楚地记得，父亲1957年再次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到昆明后又忙着参加云南省的各种会议，给儿子写信提起自己的忙碌近况，“言辞之间难掩激动心情”。刘平章说，从父亲当时的言行来看，他“对新中国美好的未来抱有无限向往”。

　　自信的学者 浪漫的教授

　　“从后人的视角去看这位民国学者，会看到更生活化、更鲜活的场景。”章玉政说。书中，刘平章谈到，他曾听母亲说起父亲做学问十分辛苦，年届26岁便成了北大预科教授的刘文典决定主攻“冷门”的古籍校勘，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吃饭时，连眼睛都睁不开，依赖母亲夹菜给他吃”。

　　1921年，30岁的刘文典著成《淮南鸿烈集解》，一向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为其撰写了文言文长序。1923年首印后，更是得到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认可和推介，鲁迅也专门到商务印书馆购买此书。

　　刘文典本人也对这部“成名之作”很满意，在《我的父亲刘文典》中可以看到，他曾自信地对儿子刘平章说，自己“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

　　刘文典在学术上的自信，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时也曾领教过。在汪的回忆文章里，“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我的父亲刘文典》没有收录汪曾祺的这段记录，但刘文典对传统文化的精辟见解以及别开生面的授课方式，让不少西南联大学子印象深刻，比如刘文典花一整晚时间只讲了“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两句诗，又如“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以及将作诗之法归纳为“观世音菩萨”5个字——“观世”即要有生活阅历；“音”即要有美的声调；“菩萨”即要有伟大的同情心……

　　“失踪”的藏书 在台湾“现身”

　　青年时期曾赴日求学的刘文典，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多次通过演讲和文章呼吁国人“快快醒觉，研究日本，认识日本”，并熬夜翻译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揭露侵略者野心。当时的清华园里，学生们感慨：“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

　　“七七事变”后，刘文典因拒绝投靠日伪，遭日本宪兵搜查住宅，精通日语的刘文典沉默不言，“以发夷声为耻”。摆脱日方监视、纠缠后，他“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从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取道越南，一路颠沛流离，最后抵达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分校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家人分开南下的过程中，刘文典珍藏多年的近千册书籍被日寇劫走，其中包括其尚未出版的《论衡校注》手稿。刘家后人和刘文典研究者多年来不懈查寻这批藏书的下落，终于在2008年被章玉政发现重要线索：当年遗失的4箱藏书，其中3箱现存于台北科技大学。

　　为此，刘家后人两度赴台“访书”，而这批藏书也引起了台北科技大学的重视。章玉政说：“藏书的遗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遗憾。我们现在能做的，唯有期待加强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共同担负起对这批藏书的保护和刘文典研究的推进工作。”(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