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咸池：从北大理科教授到台湾科举文化研究专家

　　每当周二，78岁的卢咸池都会来到位于前门外大江胡同的北京台湾会馆，查阅文史资料、与会馆同事们交流研究成果。作为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以下简称北京台联)名誉会长的他，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退休后就成了北京台湾会馆的“编外顾问”。十多年来，卢咸池用做理科学问的方法和钻劲，“扎进故纸堆里”，潜心研究北京台湾会馆和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历史。

　　故事要从台湾会馆说起

　　北京台湾会馆应运于台湾文风日起、科考应试日盛而创建，历经百年沧桑，是目前大陆唯一一座原址保存并修复重建的台湾会馆。2023年9月，来自台湾逢甲大学的师生走进台湾会馆参观。卢咸池亲自为他们讲解，这座百年会馆的历史故事徐徐展开。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科举制度被移植到台湾。清廷统一台湾后，自1687年开始，陆续有台湾士子渡海到福州参加乡试考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考进士。1890年前后，为让赴京会试的台湾举人有栖息之所，台湾官员和乡绅在京城购建了会馆。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这里逐渐成为台湾同胞在京城聚会、落脚的场所。

　　辛亥革命后，来北京的台湾学生、商人日益增多。“他们受到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建立了诸多乡亲组织，与岛内正在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遥相呼应，也与祖国近现代历史沧桑巨变交融在一起。”卢咸池说。

　　写出《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中学语文课本上《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写出《笠山农场》的钟理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都与台湾会馆有关。

　　2009年，台湾会馆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扩建。在会馆重张之际，需要有人对它的功能和历史做全面研究。正值此时，卢咸池从北大退休了。

　　“退休之后在家享受清闲，本无可厚非。但党员的身份不能退休。我自觉脑子思维还正常，应该继续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卢咸池对记者说。深知台湾会馆对于两岸的重要历史意义，他和其他同志义无反顾地接下了台湾会馆与科举制度在台湾的研究任务。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走进卢咸池在台湾会馆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关于两岸的资料和书籍。卢咸池手边有一张“小抄”，是他在采访前准备好的谈话要点。

　　“我给你讲件真事，”卢咸池对记者说，“70多年前，一位女同志被派到台湾执行任务，不幸被捕。就义前，她镇定地说：等等，让我梳个头。她梳好头，从容走出牢房，英勇就义。几十年后，她的儿子继承母亲遗志，成为岛内统左派的核心人物和重要理论家，为祖国统一大声疾呼、两岸奔走，奋斗到生命终止。”说到这里，卢咸池拿出一张保存完好的照片，指着其中一位男士介绍：“在台湾会馆的重建与研究中他出了不少力，这就是我的好友王晓波，2020年因病逝世。”

　　此外，还有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张我军之子何标、原北京市台办干部吴小珊等的早期研究，满族民俗学家白鹤群编著的《北京的会馆》，刘海峰、李世愉、王日根等关于科举、会馆的论著，最后一位台湾进士汪春源的曾孙汪毅夫关于台湾文史的论著等，都是研究开展的坚实基础。

　　“所以我们的研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上攀登。”卢咸池说。

　　2012年5月，北京台联编著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出版发行，填补了台湾在京城两座会馆历史研究的空白。

　　“我们整理了几百年来近百位台胞在京活动的事例和照片，梳理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业绩，再现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卢咸池介绍说，“书中所揭示的一系列无可争辩的史实，是驳斥‘法理台独’‘文化台独’谬论的重要史据。”

　　2013年春，台湾会馆开始筹划举办“科举制度在台湾”系列活动。在台南市文化协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和两岸众多专家学者、进士后代帮助下，9月，北京台联和台南市文化协会、台湾成功大学共同主办的“台湾进士专题展”在台南孔庙首展。之后又在大陆和岛内多地、多所高校进行了巡展。

　　首展同时还举办了“科举制度在台湾”学术研讨会和“海峡两岸台湾进士后人座谈会”。让卢咸池印象最深的是，台湾进士林启东的外曾孙女、台湾成功大学前校长赖明诏的夫人在开幕当天早晨从报纸上得知消息，特地从台北坐捷运赶来台南参加，“诸多进士后人聚集在一起。分隔两岸的堂兄弟姐妹，有的是首次见面，大家在交流中对祖辈的业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卢咸池说。

　　在讲述家族故事中做两岸交流的使者

　　作为台湾会馆的“义务”讲解员，卢咸池收到无数参观者的好评。除了从教多年积累形成的讲课经验外，他的家族经历还赋予了他另一个做好这份“工作”的先天优势。

　　台湾会馆的常设展览中，介绍近现代以来在北京的台湾人，其中有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化学家卢嘉锡，他就是卢咸池的父亲。

　　从小到大，卢咸池常听父亲讲述家族的历史：卢家祖籍福建永定，约1798年移居台湾，逐渐发展为台南望族，《马关条约》割台让日，又从台南来到厦门。

　　因此，台湾会馆的其他讲解员，讲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卢咸池的解说，还能从他的祖辈讲起，更拉近了参观者和历史的距离。

　　“古代科举考试会不会也有人替考？官方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曾有参观者提问。话音刚落，卢咸池就拿出了他的六叔公卢心启光绪二十七年考秀才的童试试卷。

　　“卷首上写着‘年十三岁，身中，面白，无须’，就是为了在考前入场时核对身份。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也算是一张准考证了。”他的解释生动活泼，符合当下年轻人追求的“沉浸感”。

　　或许是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的影响，卢咸池的讲解也“因人而异”：“如果是给学生讲科举，我会拿高考来做比喻，更方便他们理解。但同时也要跟他们讲清楚古代科举‘考官’和现在高考‘考学’的区别。”

　　从物理学者“摇身一变”为历史研究者，卢咸池始终不忘时刻保持认真严谨。采访结束当晚十点多，他还给记者发来消息，更正白天采访时提到的某个人物名字中的错字。

　　多年来，凡是有关闽台科举和会馆文化文章讲座所得，卢咸池大都用于购买台湾文献史料和其他相关书籍，存放在北京台湾会馆资料室，供广大台胞和其他同志阅读和研究之用；凡是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卢嘉锡和家族的文章所获的稿酬，卢咸池都会转进“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科技教育界优秀师生和科研工作者，以及福建省青少年科技大赛优胜者。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自知体力精力不如从前。”卢咸池说，“但我愿坚持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继续深入探究，并向更多人讲述更多的台湾士子与科举考试的历史故事。”(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尹李梅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