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化历史场景 探索文明起源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橡果。

龟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熊家岭水坝发掘区。

寨沟商代遗址出土的镶绿松石铜燕。

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文献。

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出土的银铤。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遗址发现的狩猎、采集、用火、刻划等行为反映了怎样的早期人类社会图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有哪些新进展？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是怎样的面貌……”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

●揭示约5万至7万年前人类的远古生活图景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主体年代距今约5至7万年。经初步综合研究和专家论证，遗址是一处世界罕见的保留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也是现代人出现和扩散阶段具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项目领队郑喆轩的汇报从濛溪河遗址的地理位置开始。

时间回到2021年9月，一场洪水冲垮遗址附近的堤坝及河岸，暴露出一些乌木和化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2023年连续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目前，遗址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石器原料以非常特殊的硅化木为主，工具主要为小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另有少量骨器和木器，是世界罕见的旧石器时代对骨、木等有机质材料加工利用的实证材料。动物化石丰富全面，包括象、犀牛、牛、鹿、猕猴、鱼等数十种，大中小型、水生陆生、食草类食肉类都有，初步显示出古人类对自然环境中动物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化的狩猎能力。”郑喆轩说，“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极为丰富且罕见的植物性遗存，包括大型树木及橡果、核桃、桃、李等。”

在郑喆轩看来，饱水环境下保留的系统、丰富的遗存蕴含着详实的古环境背景、完善的生产（石、骨、木器）及生活（广谱的动物、植物性资源）资料、多样的行为模式（狩猎、采集、用火、切割等行为），以及早期古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刻划痕迹），全面立体地反映了特定时段的早期人类社会图景，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石料及有机材料的加工利用方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芽和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表示，这些丰富的新发现，生动展示了一个远古时代古人生产生活的历史场景，让公众对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不再只靠想象，而是触手可及，“尤其是濛溪河遗址除石器外，还保留了非常多的植物遗存，比如橡果、核桃、桃等，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推动中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

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周振宇介绍，这些收获包括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年至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全面揭露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多学科研究支撑下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探索、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特征逐渐清晰等。

“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现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新进展，推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规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周振宇说。

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特征，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考古进展，以及对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海洋文明的起源、发展、扩散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认识，“同时，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从地理位置上看，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10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说到遗址的考古新进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介绍：“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并对熊家岭和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其中，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可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至49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认为，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聚落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结果，“长江流域多处遗址均发现了水利系统，比如良渚水坝，它的发现揭开了对良渚文化的新认识”。

陶洋表示，屈家岭遗址发现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从学术意义上看，屈家岭遗址治水范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大型中心聚落的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研究样本。

寨沟商代遗址：

●为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提供珍贵材料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几乎是方国林立。20世纪4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清涧李家崖、辛庄等商代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显示出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为进一步探索黄土丘陵地区商代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复杂化进程，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是陕北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目前，已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山峁上。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域所特有的‘多峁一体’的聚落分布形态，丰富了学界对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与特质的认知，也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教授说。

孙战伟表示，清涧寨沟遗址商代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为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大量车马遗存的发现为探索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和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墓葬物质文化相同，金耳环、铜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总之，清涧商代考古的最新发现，为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

●出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多语种文献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以北的火焰山南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是国内外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介绍，2021年9月至12月，中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岗顶建筑遗迹，2023年2月至4月开展了第二次发掘，清理山岗东坡、北坡上层及岗顶南侧、西侧的遗迹与堆积。

“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的文物，包括文书、壁画以及木器、陶器、纸张、织物与皮革制品、金属器、钱币、石器、玻璃器等，还包括壁画残块、陶片、瓷片以及农作物、植物、动物骨骼等。”刘文锁说。

刘文锁表示，发掘结果显示出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结构完整，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其数量达到876件（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表示，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遗迹和丰富的文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

●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质提供重要基础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明确了皇城和宫城的东向轴线，

“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辽上京考古队于2022年5月至10月、2023年5月至10月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了辽上京遗址的最新考古进展。

据汪盈介绍，以往发掘所见的辽代大型宫殿建筑均为东向，金代都城废弃后才改建为体量缩减的南向建筑。“本次发掘的‘院落一’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置，值得关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多年来持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为城市考古提供了参照。

据介绍，本次发掘是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方法，在单体建筑方面，确认了几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营建中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柱网磉墩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系；在建筑群组方面，确认了两组院落的平面布局及其营建、使用的时代关系。可以说，本次发掘是在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发掘理念和方法上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

汪盈表示，结合文献记载，本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大、位置显赫，可能与《辽史》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监、衙署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相关，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质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