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9-10 21:28:52 来源: sp20240910
3月上旬，著名考古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曾骐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得知消息后，曾与曾骐先生共事的师友，受其提掖过的学生和后辈纷纷撰文哀悼。海内外大量纪念文章在网上转发传播。
“先西大后中大，情有独钟培育考古人才，桃李满天下；从关中到岭南，心无旁骛精研史前社会，口碑遍士林。”这是曾骐先生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陈星灿为其撰写的挽联。
曾骐生于1937年，广东潮安人。1959年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留校工作。1975年调入中山大学工作，先后在历史系、人类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退休后，曾骐先后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文物局专家委员会委员、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曾骐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逾百名考古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缅怀他们无比敬爱的友人、恩师。国家文物局考古司、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纷纷发来唁电。记者从学生的系列追思文章和家人的讲述中，得以还原这位著名考古学家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场景——
培养一批考古学界中坚力量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全洪是曾骐教授生前往来最密切的学生之一。他清楚记得，最后一次与老师见面是2024年2月17日(正月初八)，当时全洪与几位同级学生相约一起前往老师家里拜年。
“老师精神很好，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叫出多年不见、从事其他职业同学的名字，连工作部门都能说出。”全洪说。
教师是曾骐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从1959年留校到2000年退休，从西北大学到中山大学，曾骐育人无数，培养了一批考古学界的中坚力量。1975年，曾骐调回中山大学后，尤其着力岭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回想我们自1981年入学至今42年间，受教受惠于老师。”至今，全洪还记得读书期间曾骐带着他们到南海西樵山、湖南省博物馆、马坝石峡遗址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
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方向明于1985年就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是曾骐的学生之一。“曾老师给我们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两门课，我都是课代表，并分别拿到94分、85分的成绩。”方向明回忆。
如今方向明已经成为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而曾骐的教导无疑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方向明本科毕业论文以《良渚玉器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为题，曾骐为指导老师，“至今我还保留着有曾老师批注的论文草稿，曾老师不但增补了注释和内容，连错别字都没有放过。”
古稀之年依然奔走在田野
在全洪看来，老师扶掖后学是出了名的。他的师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也说：“先生(曾骐)决定和影响了同学一生追求，很多人到中山大学读书，从懵然无知学生，在先生的引导下，开始知道考古、明白考古、理解考古，并让其成为毕生追求。”
全洪提到，在曾老师的帮助下多位中大学子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学校。
在史前考古的教学研究中，曾骐尤为关注南方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全洪提到，在1976年起的二十年间，曾骐多次带领学生到西樵山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等教学实习。他对中国尤其是南方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特点与发展序列、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等众多问题上都提出过独特的观点。他依据西樵山遗址群等出土材料，长期开展华南细石器、有肩石器和几何印纹陶等遗存的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老师将西樵山文化比喻成‘珠江文明的灯塔’ ，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对西樵山两类石器的研究为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研究树立起一个年代标尺。”
曾骐为岭南地区考古作出的重要贡献，不止于广东，他还多次赴香港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现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回忆，两次赴港考古工作是他和老师接触最多的时候，在西贡蚝涌遗址的发掘中，“老师们和我们一样下探方挖土、铲土和推车，工地请的工人很少，平均一个探方不到一个工人，并且只是在旁边协助我们，所以考古队老师、学生都要自己动手清理。”
退休之后，曾骐也闲不下来。他有更多机会和学生互动，到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和调研考察。
易西兵还记得，2021年，已经84岁的曾骐欣然答应他的邀约，亲自前往增城金兰寺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上午到遗址现场指导，中午又到考古院库房观摩出土遗物，一直到下午。我们都担心他身体受不了，准备送他回家休息。结果曾老师兴致很高，又坚持参加了晚上的师生聚会。”
【访谈】
曾朝希：父亲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羊城晚报：曾骐先生为什么会选择读考古学专业？
曾朝希：我父亲1937年在香港出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爷爷带着一家人离开家乡汕头四处迁徙。1937至1938年间，在香港居住，抗战胜利后回到汕头。父亲一共兄弟四人，除了我大伯参军外，其他都是大学生。我父亲在1955年考上西北大学历史系，他大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了考古专业，父亲便成为了西北大学首届考古专业学生。
在西北大学求学期间，父亲有幸师从了许多学术界泰斗。比如古文字学家唐兰、陈梦家、胡厚宣，考古学家张长寿、石兴邦，还有北京大学的苏秉琦、阎文儒等老先生。1958年，父亲就参加了唐大明宫遗址和耀州窑遗址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
羊城晚报：曾骐教授于1959年在西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75年被调到中山大学任教。他为什么会回到广东？
曾朝希：197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筹建后不久，在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的鼓励下，他才从西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工作。梁钊韬教授后来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他任系主任，父亲也参与其中。当然，父亲回到广州也是希望离老家更近，方便照顾家里，因为毕竟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羊城晚报：令尊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曾朝希：父亲爱读书，这一点对我影响挺大。我们家里堆满了考古和历史方面的书本，有时候无聊我会找来看一下。大概小学五六年级时，我父亲开始给我上课、教我学古文。他当时拿了一本他读大学时的《古文观止》，我现在还记得里面“曹刿论战”那个章节，印象很深刻。这让我比我的同学接受启蒙更早。
羊城晚报：您父亲是考古学著名教授，他在您填报高考志愿时，希望您学考古吗？
曾朝希：我从读中学的时候，对历史、考古很感兴趣。但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整个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考古收入不高，加之社会不重视，还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专业。我读书成绩还算不错，在1991年被保送到中山大学经济学专业。
羊城晚报：当时令尊什么态度，有持反对意见吗？
曾朝希：没有。我大学毕业出来在银行工作后，工资就比父亲还高，可以帮助家里改善经济状况。那时父亲虽然是教授，但工资不高，生活非常简朴。2003年父亲带我去西安，去看望他最尊敬的老师——石兴邦先生。那时候石兴邦先生差不多80岁了，跟他太太住在一起。我们进到他家里面，看到居住条件非常简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个年代的学者完全是做学问的，生活清贫，对物质方面没有太多要求。我父亲也是这样，但同时，他们又都有自己的学术追求。
羊城晚报：您称全洪先生为兄长，想必您和令尊的学生们私下关系很好？
曾朝希：应该说跟他早期的学生关系比较密切。当时中山大学教师的宿舍居住条件也不好，没有单独的教师公寓，都住在校园东区的筒子楼里，和学生宿舍相邻。所以父亲的学生们跟他关系很密切，他们经常来家里聊天。
羊城晚报：工作之外，令尊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和习惯？
曾朝希：父亲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可以一坐大半天静静地看书，他还习惯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些笔记。另外在饮食方面，他作为一个南方人，却非常喜欢吃面食。在北方生活了20年，已经习惯吃面食了。
羊城晚报：在您的心中，令尊是个怎样的人？
曾朝希：生活中的父亲也是一个平凡人，是孝顺的儿子，是有责任心的丈夫，也是宽厚睿智的父亲。我觉得“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比较好地体现了我父亲的一生。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编辑: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