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台湾会馆》：书写两岸文化同气连枝

　　11月24日，长篇历史小说《台湾会馆》新书分享会暨“重拾台湾会馆历史记忆、见证两岸文化同气连枝”主题沙龙活动在两岸青年书店举办。该书作者高超与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海峡两岸的文学爱好者等60余人齐聚活动现场，谈小说、谈两岸。活动结束后，高超接受了《中国新闻》报记者专访，讲述他的创作历程。

　　一座会馆，一部小说，两岸历史

　　“我到各省市采风、到宝岛台湾参访，亲手触摸着每一处外敌带给中华民族和两岸同胞的创伤，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谈及创作历程时，高超说，“这种心灵冲击一次比一次强烈，才有了创作《台湾会馆》这部作品的冲动。”

　　《台湾会馆》以北京台湾会馆为视角，以历史上最后一位台湾进士汪春源为原型，以台籍举子与官员共同上书为开端(史称“五人上书”)，全景式展现了1895年至1910年间，中华民族遭受强敌肆意欺凌、两岸同胞顽强抗争的历史，讲述了一段晚清时期风云际会的传奇故事。

　　台湾会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历史上为台湾赴考举子进京会试的栖憩之所，同时也是来京台湾同乡缙绅的暂居之处，因此成为京台两地间共同的历史见证。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汪春源与罗秀惠、黄宗鼎、叶题雁、李清琦“五人上书”向朝廷传达了400万台湾同胞誓死捍卫家园的一腔爱国热血。

　　汪春源为保卫台湾四方奔走处处发声，但是最终未能改变台湾的命运。清政府割让台湾后，汪春源举家内渡，在1903年成为癸卯科三甲第120名进士，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台湾进士。

　　书中以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活化文物“台湾会馆”的视角，分多条主线再现了两岸同胞共同抗击日寇的景象。同时，也从历史文物、历史人物、法理依据等全面阐释了两岸的同文同种、同根同源。

　　提供书写两岸新的探索文体

　　“如何书写两岸，是对当代作家的重大考验。”在分享会上，几位专家进行了对谈。

　　“就如何书写历史记忆，《台湾会馆》提供了新的探索文本。”在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国画院副院长马汉跃看来，《台湾会馆》用小说回溯了中华民族特别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启发了民族精神的自觉，无形中触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照和心灵契合。

　　作家钢凝从读者的角度，在分享会上说出了他的“读后感”：“《台湾会馆》以宏大的叙事、细腻的情节勾勒出两岸民众共御外敌的生动图景，该书语言张力足、信息张力密、故事张力强、个人张力特，读来荡气回肠。”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理事会理事李振广说，“从人性、文学性和台湾同胞归属感来看，《台湾会馆》是一部深厚、深刻的作品。推进两岸交流，让更多台湾青年读到这样的作品，有利于排除‘去中国化’遗毒，重塑台湾年轻世代正确的两岸观。”

　　【专访】高超：我们回敬给灾难的不是沉沦

　　从岛内的自然景色到风土人情，从农业发展到社区治理，高超说起台湾时侃侃而谈。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一窥两岸交流的景象。

　　“‘五人上书’，大家知之甚少”

　　因工作关系，2015年起，高超每年都要随团去台湾参访，同时也要接待台湾来大陆参访的团体。

　　在各地参访的过程中，不少同胞在看到抗战时候的遗迹、纪念馆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但对于两岸民众来说，早在1895年就携手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了。

　　“我们都知道‘公车上书’，但对于在此之前的‘五人上书’，大家知之甚少。”高超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大陆民众在抵御多个外敌的同时也在帮助台湾抗日，给予了不少物资及精神上的支援。”

　　从2018年起，高超就开始酝酿《台湾会馆》，决定要基于1895到1910年这16年的历史来进行创作。小说创作历经5年时间，光是史料、资料收集整理就用了2年半。

　　除了参考《清史》《清史稿》和其他研究晚清历史的书籍外，在高超看来，世界近代史也不能避开。日本官方整理的《国史大系》、台湾学者戚嘉林撰写的《台湾史》也是高超创作时参考的重要历史依据。

　　“日本为什么要侵略？清政府为什么割台湾？当时的民众有何反应？”在高超看来，小说本身并不能完全解答这些问题，“但作家心中要有正确答案，对台湾当时的历史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认知，才能基于此创作出好的作品。”

　　小说与爱情

　　会瞪眼睛的慈禧、在火车上昏昏欲睡的李鸿章、在朝堂上对大臣使眼色的奕劻……基于基本史实，高超书中有大量历史人物的对话和场景描写。

　　这些只在历史书上出现的人物在他的小说里仿佛有了生命，一段历史场景在读者的脑海中也有了一个可供其想象复原的“参照物”。

　　“对于那些不是历史爱好者的年轻人来说，正史难免艰深晦涩。”高超说，“相比之下，历史小说就是一种极好的阅读载体。虽然是文学上的描述，有作者虚构的成分，但这些对话、场景都能反映出真实历史。”

　　爱情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在书中，高超也“埋”了一条感情线——主角汪春源和李竹娘在两岸民众共同抗击外敌时产生的爱情故事，为小说增强了可读性。

　　对于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写出一个“生动的晚清”，高超的回答是：“小说不仅是写主角的故事，处在时代中的人才是真正、鲜活的人。”

　　风花雪月与“现实关照”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谋行各种‘台独’伎俩，屡次在教科书中搞‘去中国化’行径，刻意歪曲中国历史”，在高超看来，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会造成台湾青年一代的历史记忆混淆与国家认同的扭曲。

　　在小说中，高超从台湾会馆的视角出发，用两岸同胞共同抗击日寇的故事，力图在当下为两岸青年读者创造一个新的联结——“我们同为这部小说的读者、这段历史的爱好者。”

　　“文学作为人类的心灵映照，是精神实现的一种方式，是创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表达。我不反对创作者写风花雪月，但是作品要想真正成为大作品的话，作者不关注历史、社会和时代是不行的。”高超说。

　　在这部作品中，高超还想让读者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生存的渴望。“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屡受磨难。但我们回敬给灾难的不是沉沦，不是压迫下的消亡，而是在与其斗争时的奋起，是在灾难中获得的进步和补偿。”(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尹李梅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