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

长江中游是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重要地区之一，也是长江文明的中心区域，在史前时期曾创造出独树一帜、丰富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特征等展开研究总结，对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变历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格局

长江中游地区主体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同时包含周边邻近地区。区域周围四面环山，中部在古代为沼泽地带。长江自西向东流过，汉水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奠定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分为西北部（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西南部（洞庭湖平原及峡江地区）、东部（江汉平原中北部）三个文化区块的地理基础。

与三大地理区块大体相对应，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先后包括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二是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先后包括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下层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系统早期主要分布在东部，之后分布范围逐渐扩大，至屈家岭文化时期覆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三是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先后包括裴李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朱家台文化。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公元前6500—前5000年）。西南部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同属洞庭湖平原的皂市下层文化虽大部分因素承袭自彭头山文化，但出现许多新的特征。而分布在相邻的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面貌则更接近彭头山文化，一般认为是由后者的主体迁徙至峡江地区发展而来。从核心文化基因来看，三者仍属同一文化系统内的谱系变迁。西北部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裴李岗文化，但该地区的分布比较零星。考古证据表明，裴李岗文化还曾向西南深入峡江地区的宜都一带，以枝城北H1为代表，与大溪文化系统发生了碰撞。此时期，东部尚未发现明确的文化遗存。第一阶段长江中游的主要文化格局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与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接触与交流。

第二阶段（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东部先后有属屈家岭文化系统的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及屈家岭下层文化。边畈文化仅小范围分布在汉水以东的钟祥地区，油子岭文化范围有所扩大，分布于东部主要地区，与大溪文化大致以汉水为界并存。屈家岭下层文化范围则进一步扩大，除东部外，还拓展到西南部，逐步取代了大溪文化在洞庭湖平原的分布。西南部先后有大溪文化系统的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同时期的柳林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二者属亲缘关系，在西阴文化的影响下共同演变为大溪文化。随着屈家岭下层文化的扩张，大溪文化在西南部的分布范围开始缩小，至大溪文化晚期，退出了洞庭湖平原，收缩到峡江地区。西北部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及朱家台文化。后冈一期文化曾少量进入东部，西阴文化则较大范围地介入东部和西南部，对两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西阴文化瓦解后，西北部的相关遗存演变为朱家台文化。朱家台文化与同时期的屈家岭下层文化、大溪文化晚期之间文化联系密切。第二阶段长江中游的总体文化格局是东部、西南部、西北部三个文化系统的三足鼎立，彼此之间交融互促，较为突出的特征是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强势发展。

第三阶段（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包括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继承前面相关文化的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形成后大规模扩张，分布范围急剧扩大，除了原有的东部，还拓展到原来大溪文化系统分布的西南部、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分布的西北部，导致后二者瓦解，结束了长江中游之前多个文化系统林立的局面，整合了长江中游地区。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还开启了对外强势扩张的历程，广泛进入黄河中、下游多地，深刻影响了北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格局与文明进程。石家河文化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一格局。

第四阶段（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来自中原的煤山文化进入长江中游，基本控制了长江中游的主要地区，屈家岭文化系统随之瓦解。我们认为煤山文化属早期夏文化，其进入长江中游导致该地区文化系统瓦解这一事件，学界一般将之与文献中的“禹伐三苗”对应。自此，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完整地融入中原华夏系统。

二、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演进及其特征

我们考察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四个阶段的生业经济、聚落、墓葬、宗教等方面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文明进程在前三个阶段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第四阶段则因早期夏文化全面进入导致本地文化传承瓦解。具体来说，第一阶段的彭头山文化发现有大量稻作遗存，如陶器、红烧土块中夹杂的稻壳及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稻米等，后者经鉴定属原始古栽培稻类型，可以认为存在相对稳定的早期稻作农业。但同时出土有较多的野生植物种子和野生动物骨骼，表明采集和狩猎仍是生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形态以八十垱遗址为代表，是一处面积3.7万平方米的环壕土围聚落。其下挖的环壕与内侧堆起的土围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被看作是新石器时代城址的雏形。聚落内还发现具有特殊功能的大型高台式建筑和小型深坑类遗迹。公共设施的修建反映了聚落内社会权力的出现。墓葬整体数量不算多，大多分布在房址周围，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规格和数量的差异不大，功能上以炊器与盛器组合为核心，表明对粮食分配权力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是当时社会的核心资源。

总体来看，该阶段人群开始集群定居，建设共同的村落，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但渔猎和采集仍占据着生业经济的重要地位，开始出现社群公共权力，但社群内个体之间相对平等。

华南地区比彭头山文化更早的新石器遗存有广西甑皮岩一至三期、庙岩，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大多分布在山地，多为洞穴遗址，个别为岩厦遗址，其中年代相对略晚的玉蟾岩、仙人洞和吊桶环还发现了古栽培稻线索，但生业均以渔猎、采集等为主。至彭头山文化时期，随着稻作农业技术的相对成熟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变化，古代人类开始放弃原始洞穴生活模式，走出山地，定居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原地区，优先选择了更具有持续性和保障性的农业生产性经济。

第二阶段，长江中游地区遗址数量大增、分布范围扩大，广泛出现定居村落。生业经济除西南的峡江地区因地理环境原因仍以渔猎为主外，其他地区开始广泛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辅以渔猎，如澧县城头山遗址揭露出结构清晰的稻田遗迹。研究表明西北部为稻旱混作农业，其他农业生产地区均为稻作农业。家猪饲养逐渐取代渔猎，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相比，农业生产比较安全，产出相对稳定，产量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对适宜农业生产土地的需求增加。长江中游中心区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址，分别为西南部大溪文化系统的澧县城头山和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天门龙嘴。两座古城平面为圆形或近圆形，是古城出现的最早形态，有单重城垣和护城河，面积相近，均约8万平方米。前者位于洞庭湖平原西北部，后者位于江汉平原中北部，位置上都属于地势开阔的平原，水网密集，土地肥沃，是早期农业人口争夺的重点地区。这两座古城分别是两个文化系统的区域中心，辐射周边。城头山城内还发现有祭坛，祭坛周围有40多个祭祀坑，反映了原始的宗教活动。出现了与生活区分开的专门的公共墓地，墓葬之间在随葬品种类、数量上逐渐差异化，显示出同一族群不同人员在财富、地位上的分化。随葬品在功能分类上，仍以代表饮食的炊器、盛器为中心，反映出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不大，但程度上有较大强化。

这一阶段定居农业进一步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人口大规模增长，对适宜耕作的土地需求旺盛，并开始修筑古城来保护和争夺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社会权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聚落结构和空间分布来看，不同文化系统内部存在最高等级中心聚落（城址），聚落规模有初步的等级之分，人群开始有分化，并有原始宗教活动。

第三阶段，长江中游地区遗址数量、密度和规模均大大超出此前，人口空前膨胀。农业经济发达，并作为生业经济主要方式持续发展，家畜饲养业也得到极大发展。同时，来自北方的旱作农业开始南传进入江汉平原，多个遗址浮选出粟、黍等旱作农业遗存，显示出中国南、北地区在生业经济方面的交流。研究表明，此时期人类基本实现了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较多富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之前发生的少量筑城活动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达到鼎盛，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古城，广泛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南缘，共计18座。新建古城平面形状大多从最初的圆形变为方形或近方形，部分古城还出现了内、外双重城垣的现象。我们采用情境分析的方法可以把该时期新建和延续使用的古城分为四类：跨区域中心城址、区域中心城址、亚文化接触地带城址、文化接触地带城址。

跨区域中心城址是指规模大、影响范围超出单个地理单元的城址，也是一个文化分布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具有唯一性，在这里指天门石家河。石家河古城平面近长方形，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城内有大型宗教仪式活动场所，出现了疑似专门修建城墙劳工的墓葬，城外有一圈戍守性质的台岗聚落，周围还有大量附属聚落，构成多层次聚落结构，位于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的中心，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内面积、规模最大的城址，其地位与影响力跨越了多个区域，是整个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

区域中心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分布范围内各个区域中心的城址，具体有天门笑城、应城陶家湖、门板湾、孝感叶家庙、荆门城河、马家院、澧县城头山、鸡叫城等。这些城址散落分布在屈家岭文化内部不同地区类型或小的地理单元的中心，周围一般分布有若干附属小聚落，承担了次级区域中心的功能。

亚文化接触地带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内部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扩张区域）分布范围交界处或接触地带的城址，具体有石首走马岭、公安鸡鸣城、青河、华容七星墩、江陵阴湘城、安陆王古溜、襄阳凤凰咀。其中走马岭、鸡鸣城、青河、七星墩均分布在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交界处；阴湘城位于江汉平原与峡江地区的交界处；王古溜位于江汉平原与随枣走廊的交界处；凤凰咀位于江汉平原与南阳盆地的交界处。这些城址均是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扩张到西南部、西北部文化系统的过程中或之后兴建的，其目的是加强对外围地区的防御和控制。

文化接触地带城址是指屈家岭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分布范围交界处或接触地带的城址，具体有大悟土城、黄陂张西湾等。土城位于屈家岭文化北疆，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东南方向扩张的前线。张西湾位于屈家岭文化东疆，面临良渚文化沿长江向西扩散的压力。这两座城的兴建应该与抵御外来文化的扩张、渗透不无关系。

屈家岭文化修筑和使用不同功能的古城，对内加强控制，对外抵御入侵。除此外，结合其他一般性聚落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其在不同层次都有较严格的多层级聚落规格划分，组成统一、严密的多层级结构的社会。不同聚落内墓地之间及同一墓地内的墓葬之间在规格、随葬品种类、数量上都有明显差异，显示出较明显的人群分化和分层。一些遗址揭露的墓葬还出有数量不等的玉钺，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分化。特别是东部核心地区，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较，在随葬品功能分类上新出现随葬大量罐类储藏器的葬俗，有学者认为其作用在于彰显财富，以达到增强威望的目的，指向了不同的社会权力形态，也暗示了人群关系的紧张和社会权力的强化。继屈家岭水坝之后，部分城址如石家河、城河、凤凰咀等也都发现有水坝及相关的复杂水利系统的线索，这类大型公共设施的规划与修建反映了区域人口的高度整合与控制。研究显示，不同区域以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在经济网络上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在宗教上较为统一，如在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家河城发现的大型宗教仪式场所，应该是整个屈家岭文化系统分布范围内的宗教中心，举行大规模宗教仪式活动。总体来说，屈家岭文化已达到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高峰，后续的石家河文化则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进程。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使得华南古代人类脱离原来山地洞穴生活，向北迁徙进入自然环境更加适宜的平原地区开始了定居农业生活，并为宗教活动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走出史前文明进程的重要一步。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成熟，推动了史前经济结构的变革，促进人口大量增长，也导致土地需求增加，人地关系紧张，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长江中游地区密集的古城修筑活动是社会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也加剧了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矛盾。而该地区史前文化格局从多个文化系统林立到逐步整合成一个文化系统，同时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需求加速了区域人口的整合与控制。整个过程中，不同空间尺度的人群逐渐分组与分化，基于公共事务发展而来的社会权力兴起并得以不断强化，权力形态也逐渐多样化，宗教活动开始专业化和规模化，相应的社会运转机制逐步稳定成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至新石器晚期偏晚及末期阶段（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高峰，初步进入文明社会。有学者将长江中游这一时期以大量城址为显著特征的社会类比为古代典籍中的“万国”，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其已经达到了跨区域性整合的早期国家阶段。

（作者：刘礼堂、单思伟，分别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屈家岭文化的聚落与社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