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马德:大江南北,“佛”为何长得不一样?

发布时间:2024-12-08 03:49:55 来源: sp20241208

   中新社 绍兴5月7日电 题:大江南北,“佛”为何长得不一样?

  ——专访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

   中新社 记者 柴燕菲 邵燕飞 项菁

  石窟艺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和情感深度交融,两千年来走出一条“中国化”路径,至今仍是洞见佛教中国化历程、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扇重要窗口。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南北方的石窟造像有何不同?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何以沟通世界文明?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马德日前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请您介绍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起源和内涵?

  马德:中国佛教有三大分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我们常说的“佛教中国化”主要是指汉传佛教,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具体传入时间尚有争议(西汉、东汉或秦始皇时期),可以确定的是,距今已有两千年。

2021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图为敦煌文物佛像复制品。史春阳 摄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首先秉承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形式,在传承和发展中融合华夏民族的文化、思想、情感和审美,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艺术瑰宝。从今天看,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是中国雕塑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内涵佛教信仰、哲学思想,同时又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演变、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2021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图为敦煌文物佛像复制品。史春阳 摄

   中新社 记者:佛教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何种布局和特点?

  马德:佛教石窟艺术和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早期的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由印度经中亚传入新疆,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最早开凿佛教石窟大约在东汉晚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的浮雕坐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释迦说法像。

孔望山摩崖涅槃图造像。释迦牟尼位居中央,周围弟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赵鸣 摄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佛教造像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载体,并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以佛教造像为主体的石窟也成为社会活动场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当时佛教造像盛行的景象。隋唐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佛教造像盛况空前,但发生了功能性转变,让佛国世界成为人间社会的折光反射。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郊武州山南麓,始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庄浦明 摄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人民安居乐业,佛教造像有“菩萨如宫娃”之说,佛像面容圆润端详、神情庄严慈祥,确切地表现了盛世之美;宋朝开始提倡儒家理学,汉传佛教受到限制,开凿石窟的风气已趋衰落,造像的理想化成分减少、世俗化气息加强,甚至菩萨、罗汉、侍者都是现实人物的写照,同时藏传佛教石窟造像渐崭露头角;元、明、清时期石窟开凿逐渐衰落,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寺院都是佛教主要活动场所,佛教造像也主要在寺中供奉。洞悉这一切,都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历朝历代制度制约的影响。

唐代石刻的巅峰之作——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黄政伟 摄

   中新社 记者:放眼中国大江南北,胖、瘦、站姿、坐姿,佛像各不相同,请问北方和南方的佛教石窟造像为何不同?

  马德:佛教中国化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本土化、社会化。以弥勒佛的造像为例,弥勒造像作为佛教的一种载体形式,是其所对应的时代和地域弥勒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它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历程,而且不断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实际上,什么样的弥勒像也是当时社会的折射,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神”的社会需要。

新昌大佛寺一景。项菁 摄

  比较典型的是建于1500余年前的“江南第一大佛”新昌大佛,三代僧人相继雕凿,历时30年建成,是如今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佛像秀骨清相、额部宽广、眉眼细长、两耳垂肩,展现出佛陀沉静、智慧、超脱的内心世界。当时的北方大造交脚弥勒菩萨,到了南方直接成为结跏趺坐的弥勒佛,实现弥勒由“一生补处”(“一生补处”为菩萨的最高阶位,意为尽此一生后即能补到佛位。)菩萨到未来佛的转变。这是因为相比当时战乱的北方,南方社会较为安定繁荣,离人们的理想社会更近,僧人审时度势,营造了下生的弥勒佛像。

2024年4月拍摄的新昌大佛寺石弥勒佛像。该佛像于公元516年建成,高达16.05米。新昌县委统战部 供图

  总体看,佛教传入中国南方的时间比北方晚,但发展速度比北方快。尤其是石窟造像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南北两方在政治上相互对立,其地理、人文等各方面差异明显,导致造像艺术、弥勒信仰的差异化发展。另外,石窟造像还与窟主的信仰、艺术喜好、权贵程度及工匠技艺水平相关。

   中新社 记者:当前,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面临哪些适应时代与社会的挑战,应如何推动其保护与传承?

  马德: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灿烂的文化艺术瑰宝,新时代保护和传承佛教石窟艺术,要将其视为历史文物或传统文化。目前,佛教石窟艺术的保护传承工作主要面临自然环境、旅游开发、历史知识、技艺和精神传承等方面问题,这也是国际共性挑战,做好保护传承可以从三方面考量:

  一是注重历史知识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佛教石窟艺术内涵教义、哲学、伦理学、艺术等思想,学术界要秉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借鉴。其作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再为众人所关注。但其蕴含的包容、奉献与创造精神,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弘扬和传承,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重庆大足石刻造像。董乃德 摄

  二是注重技艺的传承。流传至今的石窟艺术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要详细研究和传承古人在开凿大佛时所用的技术,使其得以延续。眼下也可以运用数字化手段,妥善保存石窟资料,比如敦煌壁画就依托数字修复等技术永久地保存下来。

2021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图为敦煌壁画文物复制品。史春阳 摄

  三是避免维修损坏和过度开发。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一些石窟建筑遭到破坏,地方政府在修缮时需“修旧如旧”,十分谨慎。还有些地方为了博取客流,随意新造佛像和佛寺,这不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旋律,也不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中新社 记者:当今时代,发扬佛教石窟文化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

  马德:中国佛教文化蕴含的平等、包容等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佛教石窟艺术从西域走向东方,本身就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其作为纽带,理应发挥更大价值。

由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数字敦煌展”,运用数字化手段,将二维图像与三维模型相结合,使不可移动文物突破物理极限走出敦煌。杨艳敏 摄

  例如“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莫高窟艺术及藏经洞文物记录了古代欧亚的中国、印度、波斯等文化在此汇流。如今,依据敦煌研究院向全球发布的“数字敦煌”项目,民众在网上就能看到精美的洞窟壁画。早在唐代,高僧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述与传播佛学理论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日本佛学、建筑、雕塑的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事件。再如,星云大师开创台湾佛光山后,又在全球创设300余间寺院,将包括佛教造像艺术在内的“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均为可圈可点之举。(完)

2024甲辰龙年春节期间,美国著名佛教圣地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礼千佛法会和“欢喜龙”平安灯会等丰富活动,各族裔民众欢聚一堂共庆龙年新春。张朔 摄

  受访者简介:

  马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敦煌石窟、文献、历史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出版《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等10余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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