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两岸“名”迹丨在湖北故乡，追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考古梦”

　　 中新社 武汉12月2日电 题：在湖北故乡，追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考古梦”

　　作者 武一力

　　位于湖北钟祥市老城区的中果园社区，屋舍林立，街巷纵横。1896年，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此出生。127年后的今天，中果园社区一口“双眼井”仍承载着李宅往事印记。李济，原名“李顺井”，正因家宅旁的这口井得名。位于3公里外的钟祥市博物馆，特设李济纪念馆，向后人讲述他的故事。

　　生于北京、祖籍台湾的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怀念李济》一文中高度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首先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日， 中新社 记者走进李济故乡钟祥，寻访这位考古学名家的足迹。

　　李济11岁时随父定居北京，1918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官派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钟祥市博物馆馆长周红梅介绍，钟祥历史悠久，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李济之父李权是民国文史学者，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李济自幼潜藏考古梦想，也让他一生钟情田野。

　　1923年，李济学成回国，先后在南开、清华任教。这位意气风发的“海归”曾在《自撰简历》透露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

　　此后，李济怀揣满腔热血投入田野考古。1926年，他作为第一个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此次发掘发现的“半割的、丝似的”半枚蚕茧，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而李济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安阳殷墟多次发掘及殷墟发掘文物资料的研究和出版。

　　1928年，李济出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20年后，史语所迁台，李济随之督运/护送包括半枚蚕茧在内的珍贵文物去往台湾。这枚极其珍贵的蚕茧，一直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恒温室内。

　　“刚到台湾，李济先生比较落寞，因为没有田野考古工作可做，”周红梅说，“直到1949年2月，他获得兼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机会，心绪才逐渐平和。”她表示，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李济总是坚守在田野、案头、讲坛。他在学术界有着崇高地位，不仅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就，还培养了一批海峡两岸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

　　在李济的主持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创办并不断发展：一方面，开展台湾考古学研究和对殷墟发掘出土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全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

　　在湖北钟祥的李济纪念馆里，除了聘书、若干殷墟研究手稿外，他与鲁迅、徐志摩、胡适、傅斯年、夏鼐等人的合影引发游客好奇：原来，这位考古学家与如此多文人学者皆有交情。徐志摩评价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李敖称他为“迷人的学阀”。夏鼐、张光直、李亦园等两岸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七十多岁时，李济仍亲自带学生去考古工地。

　　1979年8月1日，是李济亲手筹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当天，83岁的他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市温州街寓所溘然长逝。台湾各界人士追悼李济，哀荣备至。

　　张光直感慨，李济“对于我来说，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

　　李济的学生和亲友来到他的居所整理遗物，只找到五只木猴子、几件仿古工艺品。“李济刚进入史语所时，就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先生一生发掘和保管的文物无数，却从未私藏一件古董。有小偷三番五次去他家盗窃，每次都空手而归。”李济纪念馆讲解员董勤文说。

　　记者注意到，李济纪念馆里有一尊蜡像，李济端坐案前，一手握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陶片潜心研究。据李济亲友回忆，在李济生命的最后年月，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博物院，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坚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研究桌上的文物，神情专注，不厌其烦。

　　在董勤文心里，李济如“高山”，是学问大家，更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她在李济纪念馆讲解了10年，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钟祥是李济先生的家乡。

　　董勤文说，今后若有机会去台湾，第一站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想亲眼看一看那些珍贵文物，更想寻访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足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