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 | 英国青年汉学家寇哲明：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儒家“孝观”？

　　 中新社 北京10月22日电 题：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儒家“孝观”？

　　——专访英国青年汉学家寇哲明

　　作者 陶思远

　　农历九月初九(10月23日)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九”在中国文化中有长久长寿之意，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祝福，因此中国自古就有饮宴祈寿之俗。2012年12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不但赋予了重阳节新的时代意义，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敬老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

　　儒家思想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对当代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儒家思想认为，“忠、孝、友、悌”是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两千多年来，“孝”作为一种独立而深沉，不可取代也不能解除的原生关系，逐渐构成了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记忆，已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之一。究竟何为儒家“孝观”？西方视角如何看待它？这种观念有何现实意义？华侨大学(厦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哲学副教授、英国青年汉学家寇哲明(Benjamin Coles)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通过比较哲学的视角，解析中西方对儒家“孝”的不同理解，以及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你的中文名字叫寇哲明，是否源于你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偏爱？在学习中西方哲学过程中，你发现了哪些共通和不同之处？

　　寇哲明：来中国之前，我在英国读西方哲学。2005年，我得到来中国学习的机会。初来北京，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里第一次读到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书籍，我发现其中很多概念和我认知中的西方哲学能产生共鸣。这相当有趣，而在此之前，我对古代中国一无所知。于是，我买了很多书，开始学习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最后干脆决定留在中国读哲学博士。为此，我开始学中文，而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知名哲学教授温海明。也是他，给我取了“哲明”这个中文名字，他期待我在比较哲学领域，做个“明白人”。今年6月底，我在世界汉学家理事会大会上结识了更多比较哲学领域的汉学家，前辈们给了我开阔的学术思路，让我离“明白人”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学习比较哲学后，我发现，在基督时代来临之前，中西方文化差异没那么大，甚至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在社会结构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家”的概念，古罗马也非常注重“家族”意识，罗马大家族中有很多类似“家庙”的祭祖场所，和古代中国极为相似。

　　但从哲学视角看，中西方从意识源头上又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哲学起源于对自然和世界的探索，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从好奇开始的”。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立足于社会问题，虽然一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研究宇宙论、阴阳学，但中国先哲们的核心出发点不是这些，而是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虽然希腊哲学之源是对自然世界的探究，但实际上，他们的求索和认识也反映了社会问题，比如怎样建立“正确的”秩序。这就又回到我之前提到的，基督时代来临前，中西方思想差异不大。虽然彼此相隔万里，生活环境不同，但早期人类拥有共同的好奇和追求。他们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只是回答的方式不同。

　　 中新社 记者：在中国学习哲学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你的学术主攻方向之一。你在部分作品中提到儒家“孝观”，在你看来，儒家“孝观”对中国人来说是怎样的存在？

　　寇哲明：坦白说，很多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存有偏见，认为它陈旧保守。事实上，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其思想体系内部对“孝”的理解是不断演替的。儒家思想精髓在于构建理想社会，但它并不强迫每个人必须服从所有社会“规则”。从历史纵向看，因为儒家思想内核非常尊重个人感受和个人反思，所以早期儒家“孝观”不是保守的盲从，也不是盲目遵循父母的一切意愿。儒家先贤更鼓励人们自我反思，从内在发现问题后约束言行，从而实现“和谐”的构建。他们认为，“孝”应该是天性自然的表现，是对家庭情怀的表达。但汉代以后，社会制度发生改变，制度层面开始推崇“二十四孝”里的一些故事，“孝”成为一种社会要求，渐渐出现了“盲从孝顺”的倾向。直到魏晋时期，当时社会又开始追思和反思汉代“孝观”，而后又回归到“自然天性”的解读上。

　　从历史的横向看，在“孝”的认知上，先秦大儒中，孔孟推崇“自然本性的表达”，荀子则强调制度与礼法会逐渐改变人的思想。也就是说，社会对“孝”的要求会逐渐成为人的行为习惯，人们会慢慢从内心接受“孝”就是“应该做的事”，是生存法则……可见，中国人对“孝”的认知，各个历史时期也不一样，即便在儒家体系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孝观”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不可一概而论。

　　 中新社 记者：西方社会也有“孝”的观念吗？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儒家“孝观”？

　　寇哲明：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论语》开篇《学而》中就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社会生活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表现。大部分西方人可能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即和父母建立健康的关系、发自内心地敬重亲人，对孩子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事实上，西方社会也一直有类似的“孝观”。除罗马的“家族观念”外，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儒家思想诞生两千多年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孝”现象。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每个家庭都家教甚严，社会主流价值观认为孩子就应该无条件听从父母，不需要太多自我表达，甚至也出现了“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的说法。

　　然而，“孝”在西方始终不是传统思想的核心，英文里甚至没有“孝”这个词。我们常将“孝”翻译为“filial piety”，但这个词组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孝”仍有很大区别。“filial”是拉丁文，一个纯粹的形容家庭关系的词。而“piety”的本意是“虔诚”，且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两个词放在一起的直接含义就是“对家庭的虔诚”。这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西方世界对儒家“孝观”的理解。因此直到今天，学界对将“孝”译为“filial piety”都有很大争议。很多人并不这样理解“孝观”，因为儒家思想里的“孝”没有一丝西方的宗教意义。“filial piety”这个从西方宗教里衍生的词汇，却试图用来解释中国家庭观念，这听起来的确不太准确。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将“孝”译为“family reverence”，尽量避免“虔诚”这种过于沉重的意味，毕竟“孝”是天性自然，而不是社会义务，“reverence”更强调这种内心的情感，但很遗憾，这个词也有宗教意义。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一个被广为认可的英文单词能直译儒家思想中的“孝”。

　　 中新社 记者：随着社会的演变，经历了千年发展传承的儒家“孝观”，乃至儒家思想是否仍具当代价值？它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何影响？

　　寇哲明：“儒家孝观”的当代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汉代以后的制度化“孝观”相比，先秦时代的儒家“孝观”对当代社会影响深远。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繁衍就是人们履行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但今天的人在决定是否繁衍子嗣时，更多的是遵从内心的感受、审视生活的现状，而不是单纯为了家族的繁衍需求、满足父母的期待生孩子。在他们看来，“孝”就是对父母情感的天然流露，他们会陪父母过节，带父母旅行，但“孝”不是通过“生孩子”这个“硬性规定”来实现的，更无需刻意雕琢。

　　除了“孝”，儒家还有很多思想理念极具当代价值，比如“仁”，这是我从儒家经典中获取的第一核心。今天仍有许多中国人奉此理念为最高行为准则。如果有一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秉持这样的道德情怀，世界将温暖许多。(完)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为本文提供了学术支持)

　　受访者简介：

　　寇哲明(Benjamin Coles)，英国青年汉学家，华侨大学(厦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哲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博士，诺丁汉大学哲学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道家思想、儒学、中西比较哲学、现代欧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