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考古40年：在这里，寻找中国最早的都城中轴线

　　 中新网 邯郸12月8日电 题：邺城考古40年：在这里，寻找中国最早的都城中轴线

　　作者 牛琳 王天译

　　“考古是需要‘运气’的，但这种‘运气’是建立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何利群毫不讳言道。虽然用他的话说，都城考古没有那种“金碧辉煌”，但相较于其它默默发掘了几十年的大型都城而言，邺城考古无疑是“幸运”的。

　　邺城遗址位于临漳县西南部，分为邺北城和邺南城，邺北城加邺南城内城面积约14平方公里，邺南城外郭城区据推测约100平方公里。邺城遗址核心区保护范围30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约84平方公里。它是中国少见的没有叠压在大城市地下的大遗址，也是国家首批36处大遗址之一。

　　然而，如何穿透厚厚的流沙，无疑是邺城考古的最大困扰。历史上，杨坚毁城之后，战乱频繁，漳河泛滥，故都邺城被掩埋在泥沙之下，在以后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未能恢复城市规模。清代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一次洪水使得漳河改道，从废弃的城址中部穿城而过，将邺城遗址一分为二。

　　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现年88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是“六朝古都”重见天日的关键人物，也是邺城考古的“奠基人”。1983年10月3日，从北京出发的徐光冀一行两人，坐着绿皮火车辗转来到这个埋藏着千年古都的小县城——临漳。忆起邺城考古往事，徐光冀还是那么兴奋、风趣。

　　“经常是，两三米的探铲打下去，带上来的全是沙子。”徐光冀说，没有期待中的泥土，也就意味着，下面是否有人类活动遗迹无从判断。

　　邺城遗址面积庞大，宫殿、城墙、道路全部掩埋在地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像掉进去一样，如果不能经过勘探找准发掘位置，就会什么都摸不着”。

　　徐光冀和考古队终究“不负众望”。担任队长的12年间，以探寻邺城城市布局为重点，徐光冀带领考古队以大规模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方式，“把曹魏邺北城的大致轮廓搞清楚了”。

　　徐光冀他们发现，虽然此前中轴对称的建筑很多，中轴对称的建筑群也很多，但曹操的创举在于，“这里开始出现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具有唯一性、礼仪性、等级性，它是最高等级的、封建礼仪的象征。最终确认了曹魏邺北城单一宫城、中轴对称、功能分区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

　　他们还为世人揭开了一个谜团：这座最初由曹操肇建的王都——曹魏邺北城，其整齐而科学的城市格局，直接影响了隋唐长安城的都城规划，对东亚地区日本、韩国等国的都城乃至后世的中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徐光冀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是邺城考古队第二任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起初的几年里，他在金凤台上安了家。时间转瞬进入21世纪，邺城考古队的工作重点转向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深入探讨其布局特点及其在汉唐都城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

　　为配合这一课题，2002年10月至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夯土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长期以来一直传说是魏元帝曹奂的陵墓，屡受盗掘。这次发掘发现了当时所见最早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应为隋唐以后瘗埋佛骨舍利的地宫雏形)，并证实该遗址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这无疑是近年来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入选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赵彭城北朝佛寺的布局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所不同，反映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对此，何利群解释道，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佛教理念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隋唐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的嬗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1998年，邺城考古队就在赵彭城佛寺东侧的核桃园村西南地发现了多处大型夯土遗迹。自2012年至今，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寺院的塔基、大殿、门址及两翼连廊等建筑，并推定该遗址为北齐天保九年文宣帝高洋所建大庄严寺。

　　“这是继赵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北朝皇家寺院遗存，对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探寻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问题以及东亚地区早期佛教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负责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发掘工作的何利群表示。

　　皇家寺院的发现无疑是邺城佛教文化史迹探索的一大突破，然而时刻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的一大疑团是，在规模如此宏大的皇家寺院中，竟然没有发现几件佛像。如果寺院里主要放置的是金铜像、彩塑像或旃檀像，可能随同寺院一同毁废或被熔化，而邺城周边多年来陆续出土的造像暗示石质造像应该在寺院供奉对象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历了周武帝灭佛和隋文帝毁城移民之后，这批曾经被无数信徒顶礼膜拜的佛像将归藏何处？

　　令考古队员们惊喜的是，谜底终于揭晓了。2012年1月10日，邺城考古队突然接到临漳县文物局和执法队的紧急通报，在习文乡北吴庄村北的漳河河滩内发现盗掘迹象。经考古钻探确认，近5米厚的流沙之下有石块，探铲带上来的粉末显示石材为邺城造像常用的汉白玉。

　　抢救性发掘当即展开。埋藏坑坑口位于流沙层下，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发掘期间正值春节，历时16天，共出土佛造像2895件(块)，另有3000件左右佛造像碎片。经整理研究发现，出土造像多数是白石质，少数为青石或其他石质。其中有题记的造像约300件，时代主要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北魏和唐代造像。

　　“这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一次性出土佛造像的数量、品相、材质位居中国之首，世界罕见。”何利群说，这些堪称“半部中国佛教造像史”的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一个高峰，也见证着这座中古时期“中国佛都”的往昔。

　　“从现有迹象来看，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普遍经历了北周武帝的‘建德法难’，后经隋代修复继续奉用，但在唐代某次特殊运动后，这批造像再度被损毁破坏后集中埋放于此地，直至一千余年后重见天日。”何利群推断道。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封护、贴金加固、碎块拼接缀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10余年来，这批造像的修复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中。已修复完成的部分，则陈列于中国首座佛教造像专题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

　　不仅如此，公元3世纪至6世纪，邺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汉、羯、鲜卑、氐等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为争得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后赵、前燕及东魏北齐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建筑技术、装饰风格方面极尽奢华的表象，同时与西域及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也屡见于史载，来自西域的宗教和乐舞更成为各族统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

　　“这些都能从邺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遗物中找到佐证。”何利群说，宫城区出土的大量础石及各类石质建筑构件，尤其是位于206号大殿台基周边的莲花覆盆檐础、忍冬纹垂带石，以及青、白石质的摩尼宝珠纹、莲花纹铺地石等饰纹石构件，与文献记载中北齐邺都宫廷内豪奢华丽的建筑装饰契合。此外，如佛教造像、墓室壁画、随葬器物等，都可佐证邺城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舞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