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三次受命“改行” 毕生报国“追光”

“我一辈子为了国家转行多次，放弃自己的科研兴趣，我从不后悔。我回来就是为了报国的。”

这句话，出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

言犹在耳，7月12日13时08分，张老走了，享年96岁。

国士远去，光芒不灭。这位一生矢志科研、心系报国的科学巨擘，从风华正茂到暮年余晖，为国家战略所需，三次受命“改行”，转换科研“赛道”，功勋卓著。

很难用一个标签概括这位老者，他并不局限于某个研究领域，准确地说，他奠基并开拓了多个科研领域——他既是“追光者”，更是“发光者”。

为中国摘掉“贫油国”帽子

1928年2月，张存浩出生在一个科研世家。1950年，硕士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后，他于当年10月回到祖国。婉拒了北京大学等4家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邀请，他于1951年春天来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从此开启了他辉煌的科研生涯。

1951年，张存浩接到第一项科研任务——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尚未发掘大庆油田。为使国家尽快摘掉“贫油国”的帽子，1951年到1958年，张存浩与楼南泉、王善鋆等先驱不分昼夜、艰苦攻关，创造性研制出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并建立了流化床水煤气合成油工艺体系。

最终，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每立方米水汽的乙烯及三碳以上产品的产率超过200克。这一数字远超当时国际最高160克的水平，且关键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存浩，因此荣获1956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这不仅是张存浩科研生涯的第一个艰巨任务，也是他攻克的第一道世界级科学难关。

研制火箭推进剂

张存浩接到的第二个科研任务是研制火箭推进剂。在上世纪6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

在那个特殊时期，谁也没有见过火箭，更不用说了解发动机长什么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存浩临危受命，踏入火箭推进剂这一充满挑战的全新领域，成为我国研究火箭推进剂和发动机燃烧的负责人之一。

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团队在火箭试车台上做实验，研制出液体氧化剂喷注器等关键部件。

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张存浩与合作者发展了固体复合推进剂的表面多层微火焰燃速理论，首次揭示了侵蚀燃烧现象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

这一成果，不仅令美国科学家赞叹不已，还在1964年获得钱学森的高度评价。

攻克化学激光关键技术

1960年，随着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的问世，激光技术因其卓越的高亮度特性和无需强大电能的优势，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激光技术已成为国际科研的前沿热点和国家重要的战略研究课题。

1973年1月，在人财物匮乏的条件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成立“化学激光研究室”，张存浩担任研究室主任。

那一年，45岁的张存浩，再一次“转行”了。

“愈是新的、难的、前沿的研究，就愈不要怕。”张存浩和团队开始了超音速氟化氢、氟化氘激光的研究工作。

在经历了一段下放岁月后，重回岗位的他全力投入科研，率领团队开展了我国第一个重要的化学激光体系研究。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化学激光关键技术，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超音速化学激光器，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这之后，张存浩在化学激光领域不断耕耘，成为我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开拓了我国短波长化学激光的研究方向，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1992年，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

回首这段经历时，张存浩曾言：“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

研制化学激光的同时，张存浩还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新“泵浦”反应和分子碰撞传能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领域。

回顾60余年科研经历，张存浩历经多个阶段，从事多项“跨界”研究，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科技报国，急国家之所急。

学有古风、科研报国，虽非一生衷于一事，他却将毕生报于一国。巨星陨落，但张存浩的科研报国精神，将浩然长存。

（记者 张 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