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侯孝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3.11.13总第111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15年5月24日，为期11天的第68届戛纳电影节即将落下帷幕，闭幕式开始前，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组接到通知，全体人员受邀观礼。这是获奖的信号，在此前多份场刊的评分中，该片已得到了入围影片的最高分。

　　最终《刺客聂隐娘》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当评审团主席科恩兄弟揭晓这一结果时，侯孝贤表现得非常平静，他缓步走上台，语气平和地说：“以前(在戛纳)得过一个奖，但忘了是什么了。”全场响起一阵笑声，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了一种幽默，同时响起的还有掌声，因为这份幽默与他给电影世界带来的艺术风景如出一辙——朴素淡然却又真诚动人。

　　然而八年之后回望这一幕，恐怕不会有人笑得出来了。2023年10月23日，英国权威影评人Tony Rayns在一场放映会上透露，导演侯孝贤已经息影退休。两天后，这个消息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家属宣布侯孝贤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安心休养。后知后觉中，当初荣耀时刻的那句话不再像是一种幽默，而更疑似一抹伏笔，或者干脆即是一个先兆。

　　也是在那次领奖后的不久，侯孝贤在一个采访中还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可以“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无比浪漫的畅想，豪迈而又圆满。但无论浪漫还是豪迈，如今看来，这个愿望都不可能圆满了。

　　江湖底色

　　《刺客聂隐娘》的最后，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远走新罗，遍野秋黄中身影寂寥，呼应着整部电影的那句题眼：“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七个字是引发侯孝贤改编这则唐代传奇故事的核心冲动，亦是他欲借作品流露的某种自况。

　　同类遍寻不得，同伴却是侯孝贤不曾缺少的。2020年第57届金马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侯孝贤，在这场几乎是他近几年来最后一次露面的盛典上，为其献上荣誉的是一支16人组成的颁奖团。这个颁奖团里的每一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影坛乃至电影史上光彩闪耀的名字，而当他们汇聚在一起时，便只剩下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侯孝贤的合作者。

　　知名导演通常都会有自己惯用的班底，但如侯孝贤团队这样稳定而持久的却也不算多见，甚至作为颁奖团代表的摄影师李屏宾说，他们这些人和侯孝贤的关系就像是儿子与父亲。如此坚定的追随，已不仅仅源于志同道合，更来自侯孝贤颇具江湖风范的义气感召。就连学者戴锦华都说过，侯孝贤是一个通身豪气的大哥。

　　这是自幼培育出来的习气。侯孝贤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天生体弱的哥哥，父亲也有肺病，于是从小乏于管教，野蛮生长。加之他所生活的台湾南部小镇凤山，混杂着乡土民间的生猛与离乱时代的动荡，久而久之便浸润出一个打架、赌博“无恶不作”的坏小子。

　　作家朱天文第一次见到侯孝贤，便想象过他童年的样子：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真实的情况的确几无差别：初中时，侯孝贤加入了一个名为“双环”的帮派，常常与别的帮派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家里的床下藏了许多把刀，有一阵子他每天磨刀，磨完之后就放在身上，叫两个人一起去巡街；帮里有个小个子总被外面的人欺负，每次都是来找他替自己报仇。

　　“假使我没有干电影的话，我一定是一个大流氓。”回忆起暴戾的年少岁月，侯孝贤后来也曾如此感叹过。不过当初的荒唐，并非全然出自青春的躁动，也是根植在家庭与时代创痛之上的苦果：“我一直在往外跑，其实知道(家里)有一种无法靠近的悲伤。”

　　原本，侯孝贤应该是广东梅县人，1947年出生。在他出生40天的时候，时任县教育局长的父亲带学生到广州参加省运会，偶遇了从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的校友，对方即将赴台中当市长，便邀请他担任市府的主任秘书。父亲去台湾转了一圈，觉得不错，就托人把全家接了过去。起初只是打算暂居几年，孰料没多久风云突变，来时的路再也回不去了。

　　异乡的潮湿气候摧毁了父亲的书生之躯，在侯孝贤的记忆里，父亲的许多时光是在疗养院度过的，就算回到家中，除了咳嗽，父亲也总是沉默的，既怕传染孩子，也带着某种无言的哀愁。从前是小学教师的母亲成了彻底的家庭主妇，独自照料一大家人，又没有娘家可以依靠，渐渐地生出郁闷，跳过海割过喉，屡次未遂，脖子上留了一道长长的疤。

　　父亲在侯孝贤12岁的时候最先撒手辞世，然后是母亲，再然后是祖母。19岁那一年，已孑然一身的侯孝贤入伍当兵，终于离开这个悲伤笼罩的家，跑出了凤山，跑去了更远的地方，跑到了另一段人生的起点。

　　雏形初现

　　除了打架、赌博和追女孩，终日混迹在街头的侯孝贤也干过一些“正经事”，比如看书，比如看电影。他什么书都看，武侠、言情、黑帮小说，能找到的一本不落，《基督山恩仇记》《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翻译小说或者线装的《济公传》《三国》也看；电影同样没有忌口，香港的功夫片、爱情片，日本的武士片、神怪片，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巨制，放什么看什么，没钱买电影票就想办法混进去，或者捡废弃的票根自制假票。

　　不过对于那时的他来说，这只是打发无聊的方式而已，并不意味着由此埋下了理想的种子。真正产生明确的想法是在当兵期间，一次放假，他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感动之余在日记上写下：要花十年时间进入电影行业。

　　退伍之后，侯孝贤去了台北，一面在通用电子公司当装配员，一面准备考大学，志愿填了五个，都是电影相关，最后顺利地被第一志愿的艺专影剧科录取。三年艺专读完，又做了八个月的计算机推销员，恰好李行导演招场记，通过学校老师介绍，算是从此正式踏入电影圈。

　　作家朱天文有过一个形容，将侯孝贤比作天然的、没有经过开发的动物，对他来说，拍电影就是觅食，完全凭借本能运作。事实似乎就是这样，最初的几年里，侯孝贤在不同的剧组担任了场记、编剧、副导、制片各种角色，每一项都很快上手，完成得也很好。艺专其实没教过他什么，大部分课程都是戏剧、化妆、表演之类的内容，除了天赋使然，当真找不出别的解释。

　　如今对于侯孝贤导演生涯的划定，大多是以1983年《儿子的大玩偶》为起始的，包括他自己的许多谈论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从1980年起，他已接连拍摄过《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三部电影了，只不过这些作品与他后来为人熟悉的风格确实不太一致。

　　70年代的台湾银幕是“三厅电影”(指客厅、饭厅、咖啡厅)的天下，以琼瑶作品为代表的成人童话征服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男女。因此，初执导筒的侯孝贤顺理成章推出的也是爱情喜剧：“早年看的都是主流电影，大部分都是爱情的、讲罗曼史的，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很自然就把这当作一个题目。”

　　但也有一些个性色彩的东西开始露头。比如他有意尝试同期声和非职业演员，喜欢捕捉临场感觉和气氛，或者干脆让演员即兴创作对话，再比如日后独树一帜的长镜头也雏形初现：《就是溜溜的她》和《在那河畔青草青》的平均镜头长度是11.3秒，远远超过了当时普遍的影像节奏，《风儿踢踏踩》则达到12.7秒，其中一幕田野的画面甚至足足有两分钟。后来与侯孝贤合作了多部影片的詹宏志认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侯孝贤的作品成为了日后台湾新电影的源头之一。

　　当然彼时的侯孝贤尚无类似的自觉意识，他只是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一部一部拍，赶快拍。不过，时代骚动的讯号总会在他眼前亮起，他能模糊地感觉到是有一些新鲜的能量正在释放，一种新鲜的氛围正在降临。

　　找到角度

　　1982年之后，中国台湾电影旧有的市场、体制模式逐渐显现出了失效之势，观影人次持续降低，电影产量不断下滑。随着经济腾飞、中产阶层崛起以及社会形态上的诸多变化，整个社会也在期待和呼唤新的文化潮流。恰巧此时，杨德昌、焦雄屏等一批留洋归来的年轻人，带回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前沿的理念，加上香港电影新浪潮提供的示范和竞争，一场台湾电影的革新运动开始酝酿、爆发了。

　　在这场运动中，侯孝贤扮演的角色颇为特殊。比起同辈，他已拥有了更多的实践经验，也依靠直觉完成了一些开创的尝试；但在知识层面上，他又远不及那些留学生，其他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时，他经常听得瞠目结舌：“听他们讲，我才知道有德国新浪潮、法国新电影。”

　　不过变化也从碰撞中悄然生长出来。他开始用自己作为素材，讲述更为真实的本土故事：“创作上观念最大的差别，就是把自己生活过的过程、成长的经验，慢慢放在电影里，越往真实上走。这跟碰到杨德昌他们一群有关系。”1983年，在完成改编自黄春明小说的《儿子的大玩偶》后，侯孝贤开始筹备《风柜来的人》，将自己的成长中许多张皇和迷惘搬上银幕。从编剧到上映，这部电影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保持了此前一贯的拍片速度，只是这一次，他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困扰：“以前拍电影很简单，从来不管什么形式，后来跟那些从国外回来的聊了以后，变得不会拍了。你可能有内容，但你的形式是什么？”

　　拍摄期间，朱天文送给侯孝贤一本《从文自传》。她想借此鼓励侯孝贤，这个从湘西走出来的作家，在初入文坛时面临过与他此时类似的处境。侯孝贤却从中发现了叙事的角度：“他是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好似醍醐灌顶一般，他立即对摄影说：“退后，镜头远一点，再远一点。”于是，镜头里的海边小镇和繁华都市瞬间变得开阔完整，四个男孩的青春也随之鲜活起来。侯孝贤找到了属于他的电影视角，也找到了他的焦点所在：“从《风柜》下来，我一直没变，我想我的兴趣还是针对人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状态，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尤其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的片子里面大都是探讨人。”

　　《风柜来的人》之后，侯孝贤又连续推出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将自己和朱天文、吴念真的青春一一呈现。这三部作品仿佛编织成了一册“青春纪念簿”，既珍藏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封存了一段逐渐远去的时光，更夯实了侯孝贤在电影世界里如签名般醒目的艺术风格。与此同时，到《恋恋风尘》这里，朱天文、李屏宾、廖庆松、杜笃之等人也终于组成了侯孝贤日后稳定三十年的团队基底。

　　唯一的缺憾是，爱情喜剧时期的票房运似乎彻底告别了侯孝贤，从《风柜来的人》开始，他的电影在院线市场屡屡折戟，甚至绵延至其后整个职业生涯。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败北，台湾新电影集体性地在短暂辉煌之后遭遇了冷落。而且一切大抵早已注定，就像朱天文所说：“从一开始，台湾新电影就不是一个商业取向的电影模式。它能够卖座，其实是个误会。”

　　向更远处追寻

　　在侯孝贤读过的文学作品中，陈映真的小说是他的心爱之一。他动过改编的念头，还约了陈映真商谈，结果被陈映真劝住。

　　1987年之前的台湾，陈映真以及他所书写的那些血泪故事均属于禁忌。但那些故事源自真实的过往，它们暗存在每个人的心里，如砾石，如疮口，如伤疤。禁忌也不止于陈映真，太多的不可言说挖去了历史的一块块肌肤，裸露出斑斑驳驳的空洞。

　　其实拍《恋恋风尘》以前，侯孝贤就在琢磨，个体的当代经验已经呈现许多，他想向更远的过去追寻，展现更为宏阔的图景。刚好一个大时代里的偶像爱情项目找到他，他索性就借题发挥，交给了吴念真执笔。没承想大纲枝蔓不断拉扯，隐隐一门大户呼之欲出，等到他拍完《尼罗河女儿》回来，故事已扩展成了剧集的体量，刚好社会变得松动，于是顺势废掉原本计划，认认真真地讲述一段悲情岁月。

　　“新”的《悲情城市》设定在了1945年到1949年的背景之中，一家人的命运围绕着“二二八”前后跌宕沉浮。这是侯孝贤到那时为止最庞大也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在翻阅了彼时有限的资料，经历了缓慢的剧本写作后，电影于1988年11月底在台北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开机。又一年后，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摘得最佳影片，侯孝贤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而后电影上映，票房打破台湾院线纪录。

　　今年，当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4K修复版的《悲情城市》时，票6秒钟内告罄，传说二手平台上的黄牛更是将价格炒到了8000元。时隔三十四年，这部旧作在海峡对岸依然能引发如此热情，已足见其魅力历久而弥新。

　　在《悲情城市》后，侯孝贤继续着他的历史探索，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推出《戏梦人生》与《好男好女》。连同《悲情城市》，这三部作品后来被称为侯孝贤的“台湾三部曲”。

　　而从1996年开始，侯孝贤再次以《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三部曲，呈现了有关世纪末的华丽与颓靡。这三部作品，虽然时空各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主题——“逃离”。在作品之外，“逃离”似乎也从少年时代的叛逆重新回到了侯孝贤身上——新千年后，他开始走出中国台湾，去日本拍摄了《咖啡时光》，在法国创作了《红气球的旅行》。等到《刺客聂隐娘》，不仅将创作视点荡向了大唐，更首次与大陆合作出品，成为他从影近四十年来第一部在大陆正式上映的电影。

　　就在《刺客聂隐娘》荣耀戛纳不久，侯孝贤曾透露过他的下一部作品将回到现代。那是一个河神与宅男的故事，背后蕴藏着台北千百年的沧桑。剧本由朱天文的侄子谢海盟操刀，在其业已出版的小说原著中，他这样写道：“我与河神并立在舒兰河上，悠悠长岁中，舒兰河神便是这么地送往迎来，一个一个送走了河岸上的居民。而今，河神面对着自己的行将离去。我遂告诉河神，我会一直一直来到舒兰河上，以我自身的行脚与记忆证明衪存在过，证明衪在这座城市中，并非枉然一场。”

　　只是这些奇幻而又深情款款的文字究竟会如何在侯孝贤那“远一点，再远一点”的镜头中具象为光影，永远都不得而知了，因为其家属发布的那份声明中，明确宣告：之前筹备中的《舒兰河上》已无法继续执行。

　　在那份声明中，侯孝贤的家人写道：之前侯导筹备的电影《舒兰河上》(寻找河神)，无法继续执行固然遗憾，但过往他的作品已获得诸多的肯定，也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相信在时间的洪流里不但不会被遗忘，他对电影的态度、精神也一定会被影迷们留存下来。

　　侯孝贤可能会渐渐忘记一切，但他不会被影迷忘记。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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