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他点赞，刘伯温写诗称颂，这位西夏人何以能与包拯并称“庐阳三贤”？| 升平四海同文轨之③

　　安徽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庐阳，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庐阳三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包括宋之包拯、元之余阙、明之周玺。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被广泛传颂，北宋包拯铁面无私、廉洁公正，被尊为“包青天”；明代周玺为官清正、刚直不阿，遭宦官刘瑾迫害，后人立祠纪念；而余阙是祖籍河西的色目人，元灭西夏后因父辈授官才迁至庐州，何以能与此二贤并称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其中缘由。

　　授徒养母，两度入仕不减清正严明

　　余阙作文署名时有自称“西夏余阙”或“武威余阙”，在《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一文中他自称“吾夏人”，并详细交待了“夏人”的来历。《元史·余阙传》记载：余阙，字廷心，唐兀氏人，其父沙剌臧卜从河西武威(今甘肃武威)来到庐州(今安徽合肥) 作官，于是成为了庐州人。“唐兀”为蒙古语中对党项的音译，学者多认为余阙为党项人。

　　余阙少年丧父，与长兄于青阳山(今安徽肥东县境内)筑室耕读，奉养母亲。他饱读诗书，潜心儒学经典，学识渊博，尤其接受理学思想后，学业有了飞跃性提高，其名气“绝出四方”，被世人称为“青阳先生”。

　　▲今肥东县青阳山(图片来源：肥东县人民政府网站)

　　余阙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获右榜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进入官场后，余阙因性格刚直得罪上官而两次辞官返乡，几度沉浮，历任泗州同知、翰林应奉、邢部主事、监察御史、浙东廉访佥事、淮南行省左丞等职。

　　余阙不阿权贵、为官清廉，且不拘泥教条。任泗州同知时，他“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后来出任浙东廉访佥事考核官员，浙东的贪墨官吏听说余阙来了，很多都逃跑了。余阙任中书礼部员外郎时，有一安西郭氏女受聘未及过门而未婚夫去世，郭氏女便穿孝服居丧，终身不嫁(一说“自缢死”)，有关部门拟对郭氏女进行表彰，余阙则认为此事“过于中庸，不可以训”。不鼓励未过门的女子守节，予以制止，可见余阙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而是能够灵活变通、兼顾人性。还有一次，湖南章宣慰(章伯颜)赠送给余阙婆律香，余阙觉得分量过重便拒绝了，而香中果然藏着黄金。章宣慰不由感叹道：“余(章伯颜)贽达官多矣，洁如冰壶，唯余公(余阙)一人。” (《余左丞传》)

　　镇守安庆，杀身成仁留下古今忠名

　　至正十二年(1352年)，大规模农民起义在江淮地区全面爆发，余阙受命任淮西宣慰副使，镇守安庆。他组织军民修缮城池、整治兵器，采用“屯田战守”的策略，解决了兵源匮乏和粮食供给问题。至正十四年，安庆饥荒，余阙自己掏钱开设粥棚、救济民众，数万流民被他安抚下来，又“请于中书，得钞三万锭以赈民”。在军队中的余阙“号令严信，与下同甘苦”，往往身先士卒，“被甲荷戟直前”，就这样扼守安庆逾六年，历经大小二百余战，未尝败北。当时“淮东西皆陷、唯安庆岿然独存”，期间余阙多次上书朝廷分析战势并请求支援，未果。正至十八年(1358年)，安庆遭陈友谅部多次围攻，在外无一甲之援的情况下，余阙“率众巷战”，最终不敌，在城陷之际自刎而死，妻妾子女皆投井以殉。

　　余阙殉节后被朝廷追封为豳国公，谥忠宣。他舍生取义的行为极度符合封建社会道德规范，也符合传统儒家文人的精神追求，历来被视为忠义的典范。宋濂评价其“精忠之气炯炯，上贯霄汉，必灿为列星，流为风霆，散为卿云，凝为瑞露。”刘基作《沁园春》称颂余阙“英伟奇才……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连朱元璋都称余阙为“忠臣义士”，明朝建立后“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余阙祠即今著名的安庆大观亭，据央视纪录片《寻找西夏》所述，余阙尚有后人生活在合肥，已传至二十余代，其后代至今保留有“忠宣公”家谱。

　　文亦有魄，心系苍生的多才儒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余阙不但具备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在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令人瞩目。《元史》说他“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篆亦古雅可传。”高度评价了余阙在经学、诗文及书法等方面的创作成就。可惜余阙殉节后，其作品大多散佚，后经门生整理编辑为《青阳先生文集》，也称《青阳集》《青阳先生集》《青阳山房记》等，共收录诗歌、散文等各类文体一百六十余篇。

　　在诗歌风格上，余阙取法汉魏、推崇古朴典雅，追求质朴平淡、清新明丽的诗风，在以宗唐为主调的元代诗坛显得独树一帜。

　　“尝登大龙岭，横槊视四方。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维昔休明日，兹城冠荆扬。芳郊列华屋，文壤被五章。乘车衣螭绣，贵拟金与张。此祸谁所为，念之五内伤。……明当洗甲兵，从子卧石床。”这首《送康上人往三城》反映了动乱现实，情调慷慨悲凉，风格质朴刚健，具有汉魏风骨。通过战乱之后“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的凄凉画面与昔日华服美屋的繁荣景象之间的鲜明对比，表达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老百姓能过上平静生活，自己亦可解甲归田悠游天下的期盼。这种渴望和平的思想与杜甫“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的愿望如出一辙。

　　除诗歌外，余阙所撰文章也颇丰。《青阳集》收录余阙所撰散文六十八篇，包括序、记、书、表、碑铭等各类文体，内容涉及政论、叙事、记人、朋友交游等方面，广泛反映了元代后期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人情的重要历史资料。余阙的散文充分而鲜明地体现出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儒家情怀，传达着他对社稷民生的关注，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余阙考进士时的答卷《元统癸酉廷对策》是其儒家治国理念的一次集中反映。文章历数往代统治者保天下之成败教训，告诫当今统治者得天下以后，应施仁政以保天下，最后以“爱民者，必有天报”的思想，引导执政者施行仁政，以实现国泰民安。余阙后亦写道：“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显示出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即使是在苦守安庆、战事不断的时期，余阙也不忘学术，读书讲学，“有古儒将风”。陈垣先生认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

　　在余阙笔下，故土的乡人有着淳朴尚义的民族特质：“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羮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

　　乡人之间真诚友善、耿直纯朴的人际关系让余阙深受感动，也许是这种先天的影响塑造了他率直豪迈的个性，在门生胡翰的印象中，“武威余公廷心，特达好士，虽身处显宦，而所至延访儒者，退然如布衣。”(《胡仲子集》卷五《送赵子将赴北序》)“特达好士”的性格，使得余阙交游广泛，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柳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元明之际大儒宋濂，以及蒙古人月鲁不花、葛逻禄人乃贤、唐兀氏孟昉都和余阙交好。余阙还招收了不少汉族弟子，如郭奎、胡翰、戴良等，多族士人之间交往频繁，切磋文艺，形成了一个多族士人交往交流的文化圈。

　　余阙在经学、诗文、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国学大师陈垣曾说：“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元西域人华化考》)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李祁所说：“文章、学问、政事、名节，虽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青阳先生文集序》)因此，与包拯、周玺并称为“庐阳三贤”，余阙当之无愧。

　　(作者简介：郭镭，西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希平，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为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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