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杨保军：新型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理论建构？

　　 中新社 北京7月28日电 题：新型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理论建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

　　 中新社 记者 徐雪莹 崔白露

　　从印刷时代到智能时代，每一次技术的革命性进化和升级，都会引起新闻生产方式、管理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当人工智能带来智媒化发展趋向，中国新闻学迎来解构权威与重构权威、解构专业与重建专业的时代。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学，必然是以新型媒体实践为主要对象的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当前，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未来要在建构内容上落到实处。把中国的新闻经验真正总结概括出来，中国的新闻理论才能真正诞生。

视频：【东西问】杨保军：新型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理论建构 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20多年里，您完成了400多万字的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著作。能否简单介绍其中的“新闻十论”与《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与相互关系？

　　杨保军：一定意义上，《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新闻十论”的“总论”。该著作首先在“十论”基础上，对新闻这一核心研究对象阐释了总的看法，其次对“十论”每一论作了简明扼要的专题介绍。“新闻十论”则围绕各研究对象作了相对系统、深入、全面的阐释，也为新闻事实、新闻价值、新闻真实等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框架。

　　“新闻十论”，并非一开始就做了顶层设计。第一论《新闻事实论》是博士论文，出版后有了“新闻三论”的写作计划。我希望在事实基础上对新闻价值进行探索，就写了《新闻价值论》，随后再写了《新闻精神论》。

　　其间，我咨询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兵先生(当时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组长)，问他能不能组织全国40岁到50岁间年轻力壮的学者，完成系列著作，为中国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奠定基础，但最后队伍没能组织起来。我记得童老师说，“你若情愿，就一个人慢慢做吧。”

　　契机出现在2003年。《新闻事实论》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国家教育部给了一笔科研资助基金，让我安下心来筹划“新闻十论”。从那时开始有了《新闻本体论》《新闻真实论》《新闻道德论》《新闻活动论》等。若从1999年《新闻事实论》的写作算起，到2019年《新闻规律论》出版，整整20年。

　　 中新社 记者：《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总序中提到，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面对中国与西方新闻学在概念、理论逻辑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分歧，双方应如何实现对话、交流以至合作？

　　杨保军：不光是新闻传播学界，现在国内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一种焦虑，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焦虑。怎么理解东西方学术之间的关系？东方是特殊，西方也是特殊。特殊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任何一种特殊本身不具有普遍性，否则就会滑向自我中心主义。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西方人把自己的特殊转换成了普遍。把自己的特殊普遍化，就抹去了他人的特殊性，会对别人造成危害。

　　中西方学术的差别，为对话交流碰撞提供了根据和基础。就新闻传播学而言，如何展开对话？第一，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以开阔胸怀向世界学习，全面、深入、系统了解其观念、思想和理论。第二，要将自身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交流平台上进行国际化表达，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研究以及观念、思想和理论成果。第三，要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不要害怕论辩、争锋，从而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新社 记者：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运用到新闻领域乃至整个传媒行业，带来智媒化发展趋向。在您看来，这类新兴技术为新闻业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杨保军：这表面上是新问题，实质上是老问题，其实是新闻传播学界长期讨论的技术与新闻的关系。人类新闻活动史上，从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网络技术到智能技术，每一次技术的革命性进化和升级，都会引起新闻生产方式、管理方式、消费方式等变革。

　　从Web2.0社交媒体时代开始，新闻业结构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互联网的发展，冲破了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结构，人类进入“后新闻业时代”。

　　特别是近一两年，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应用成果的出现，给新闻生产方式、人类行为活动方式带来改变，也相应影响到新闻传媒业。新技术冲破了新闻业在新闻生产传播中的垄断地位，消解了新闻产品的权威影响，同时也使新闻业能更广泛、高效地利用各种新闻资源，更好与用户互动。这是一个解构权威与重构权威的时代，是解构专业与重建专业的时代。我相信，新闻业、专业新闻的特殊公共价值是其他新闻生产传播方式所难以替代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属于新质生产力，不仅影响物质领域的生产，也影响文化领域、信息领域的生产。因此，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生产方式，也会受其影响。未来确实有不可预测的一面。但在技术进步面前不必惊慌、焦虑，也不要过于乌托邦化，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中新社 记者：新技术下的新型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建构？

　　杨保军：实践是理论之源。新的实践是新的观念、见解、理论的重要来源和动力。针对新技术作用下的新型媒体实践，能否产生新的观念、见解、理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传统新闻学的主要对象是传统职业新闻活动。进入后新闻业时代，新闻学的研究本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传统知识体系对新对象的解释力可能下降、减弱。因此新闻学研究需要转型。

　　新型媒体实践最典型的表现是媒体融合实践，它为融合新闻学的创造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为建构数字环境、智能环境下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客观根据。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学，必然是以新型媒体实践为主要对象的新闻学。新型媒体实践是所有社会主体的实践，以它为对象的新闻学必然是更加全面的新闻学，而不只是以专业新闻媒体实践为核心对象的新闻学。

　　 中新社 记者：近年来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还存在哪些主要挑战？

　　杨保军：中国新闻学尽管是西方舶来品，但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启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

　　新时代以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国家战略目标。就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言，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即从原则上回答“为什么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学领域已建构起史、论、业务传统三大分支知识体系，未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快更新以适应现实和未来发展。

　　进入第二阶段才是关键所在——在建构内容上真正落到实处。例如，在数字环境、智能环境下，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改变，新的问题体系、概念体系是什么？如何处理新旧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不同新闻学不同学科分支的知识体系……建构新时代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总而言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可简单概括为“从中国经验出发，创造出中国理论”，把中国的新闻经验真正总结概括出来，中国的新闻理论才能真正诞生。(完)

　　受访者简介：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国际新闻界》副主编。出版学术专著《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观念论》《新闻规律论》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刊”论文60多篇。2024年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00多万字的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10+1”(“新闻十论”新修版+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