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马新：东西方不同文明之路有何基因差异？

　　 中新社 济南12月9日电 题：东西方不同文明之路有何基因差异？

　　——专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马新

　　作者 吕妍

　　文明基因形成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对它的把握也应当深入到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是在龙山文化时期，西欧早期国家的形成是在城邦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形态与城邦时期的早期国家形态并不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独特起源与发展路径的有力证明。

　　龙山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哪些特点？又如何印证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自身独特的起源与发展路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马新近日就此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龙山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呈现哪些特点？

　　马新：与西方城邦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相比，中国龙山时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地缘组织并未取代血缘组织，而是血缘组织的不断强化。

　　从社会组织形态的内部构造看，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是家户，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父系大家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家户不能等同于后世的家庭，它只是较为完整的生活单位，只具备后世家庭的部分功能；父系大家庭由若干家户组成，从龙山时期墓葬遗址可以看到家户之上，大家庭墓地相对清晰与普遍的存在，还可以看到不同大家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分化与地位差异，表明父系大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家族由若干父系大家庭组成，这些父系大家庭具有相近亲缘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同一聚落。

　　从社会组织形态的外部构造看，这一时期的原始聚落逐渐分化为城邑与村落，早期国家开始形成。早期国家一般由城邑与村落共同组成，两者处在同一血缘组织体系中，城邑是宗法血缘组织的核心所在。在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宗法血缘组织体系不但未被弱化，反而处在不断强化中，由此形成的早期国家就是族邦。

　　 中新社 记者：城址在东西方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如何印证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自身独特的起源与发展路径？

　　马新：城在东西方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有重要标志性意义，但东西方的城从一开始就各具特色。在龙山时期，城的主要功能是治下与防御，缺少商业功能，因而，与西方早期城市有明显不同，应称之为“城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族邦国家，而非西方式的城邦国家。

　　从龙山时期城邑结构与布局可以看到相对集中的权力格局。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发现了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陶寺城址中除大型宫殿外，还发现了面积达1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仓储区，这一设施显然只能属于族邦，所储粮食等物资是通过集权管理方式向所属地区征发而来，表明族邦内部已形成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

　　从龙山时期城邑的发展可以看到大一统的基因已经生成。考古资料表明，城邑自出现起，即处在不断成长中。最初的城邑只有1万到数万平方米，至龙山中晚期，面积大大增加，陶寺城址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石峁城址规模更是达到400万平方米。城邑的成长反映着它所控制地域的扩大，强有力的族邦形成后，其控制范围往往会向其他聚落群延伸。这一历史时期聚落空间地理结构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以城邑为中心的多个不同等级聚落群并存，这些聚落群与陶寺文化特征完全统一，反映出大一统的文明基因。以上两点是中国古代文明独特的起源与发展路径的重要标识。

　　 中新社 记者：龙山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政体与西方城邦政体有哪些异同？

　　马新：龙山时期与古希腊城邦时期都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有一定可比性。但是两者又处在不同历史年代，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思想成就有明显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比较。

　　大致而言，其相同之处体现在：城市或城邑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与主导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公共权力，有了较为清晰的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

　　其不同之处，一是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差异。龙山时期，个体家庭尚不普遍，与社会组织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家户、大家庭与家族，社会组织由此类集体所构成，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集体存在于族邦之中。古希腊城邦时期，个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前，被称作“城邦之民”，亦即“邦民”，城邦是邦民的组合。

　　二是体现在一统与同盟的差异。龙山时期的族邦一直处在融汇发展中，强有力的族邦从中不断扩大，实现从局部统一到区域性统一的递进，最终方向是形成统一的强大王朝。而古希腊城邦基本都处在小国寡民状态，80%的城邦疆域不超过2万公顷。

　　三是体现在国家构造的差异。龙山时期的族邦都是城乡共同体，由城邑与村落共同组成，如鲁东南沿海地区在龙山时期有二处城邑及534处村落，两个城邑分别与其周边村落构成族邦共同体。古希腊城邦除个别大城邦外，大多数城邦没有村落，实际上是城市国家。

　　四是体现在王权与神权的差异。龙山时期与古希腊时期虽然都有神祇崇拜与信仰，但神祇地位大不相同。龙山族邦中的神祇依附于世俗王权，城邑中高大宫殿殿堂均为世俗权力人物所居。希腊城邦中的殿堂则为神祇所有，神权大于王权。王权与神权的差异反映着国家权力构成的不同基础与前提。

　　 中新社 记者：东西方文明基因的差异造就了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的基因差异？

　　马新：东西方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的基因差异由各自的自然条件与发展历程所决定。

　　中国处在欧亚大陆东部，地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宜于农耕，农耕是龙山时期族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希腊半岛主要由山地构成，不宜农耕，但宜于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种植。因而，古希腊居民必须输出橄榄、葡萄等，换回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三面环海的自然条件为其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带来便利，促进了古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以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龙山聚落发展植根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土壤，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是安土重迁，农耕聚落形成后，往往代代传承，非遇特殊情况，不会轻易迁徙，因而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绵延不替的重要基点和基本构成。

　　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是连续一体的过程，不存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取代，而是在融汇与兼容基础上的传承。如龙山文化就是上承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下启商周文明，是整个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希腊半岛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则是一个断续发展过程，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希腊已出现国家组织，多利安人的入侵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回到原始部落时代。至公元前8世纪，才重启国家形成之路。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东西方文明起源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因传承。

　　首先，东方的农耕生产方式造就安土重迁观念，安土重迁观念又造就了血缘组织的稳定。因而，国家形成过程中，并未出现地缘组织对血缘组织的取代，而是血缘组织的重构，族邦因此产生。在这一体系中，集体是基本社会存在，集体主义由此造就；族邦作为新的宗法血缘集团，是家族关系的放大，自然是集中统一的治理体系。每个血缘集体都是宗法血缘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家国一体传统因此生成。

　　其次，以农立国的族邦不可能依赖城市生存，必然会形成城邑与村落共同组成的城乡共同体。城乡共同体所构成的族邦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性，缺少殖民与掠夺的动力。在与周边族邦或族群关系中，虽然偶有战争，但更多的是文化与经济的交流；而且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兼并中，往往不是简单的取代或摧毁，而是兼容与融汇。龙山文化扩展中形成的一个又一个的不同文化类型，就是兼容与融汇的结果。

　　再次，安土重迁造就了族群与聚落的连续性，族邦兼并中的兼容与融汇保障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间断。由此，又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连续一体的突出特征。文明起源与发展中连续一体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产生着重要影响，这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近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早在秦汉便已形成，西方晚至近代才正式形成。

　　综上，龙山时期所形成的文明基因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独特道路，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文明基因与历史发展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性与必然性。(完)

　　受访者简介：

　　马新，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先秦秦汉史、中国传统文化等；著有《两汉乡村社会史》《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论语解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