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宇澄到王家卫 《繁花》渐欲迷人眼

　　2011年，金宇澄使用“独上阁楼”这个网名在“弄堂网”上开帖，帖文开头描述了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中男主角梁朝伟“独上阁楼”的经典一幕：“……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这篇文章便是后来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繁花》的雏形。

　　20世纪60年代随家人从上海迁至香港的王家卫，将小说《繁花》拍成了电视剧，这也是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王家卫说：“我的解读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这个剧集只是蛋糕中的一块，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我建议你们去看原著。”

　　电视剧《繁花》开播后，本报邀请多位文化、工商领域人士，从不同角度解读他们心中的《繁花》。

　　在响与不响，似与不似之间

　　(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舞台剧《繁花·第一季》《繁花·第二季》编剧)

　　电视剧《繁花》难得一见地推出了两个版本——普通话版和沪语版。近年，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愈加受重视，方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沪语影视作品依旧鲜见，人们回忆起知名的沪语电视剧，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孽债》《夺子战争》，因此沪语版《繁花》电视剧的热播尤有意义。

　　一般提到小说《繁花》，都说是沪语小说，然而说起《繁花》的语言，又不仅仅是沪语那么简单。

　　作为两季《繁花》舞台剧的编剧，我对《繁花》改编之困难深有体会。其难度，在于可供延伸的方向太多。小说中有大量“不响”，似乎处处留白，然而，人物“响”起来，又往往如流水叠浪，一浪未尽，一浪又来，潮潮翻翻。一方话里有话，语意不尽；一方笑笑不响，心绪起伏。在这种“响”与“不响”之间，编剧似乎什么都可以写，又似乎写什么都不是那个味道。

　　一大难点还是语言。金宇澄老师的《繁花》语言，在“似”与“不似”之间。小说中有一段阿宝与蓓蒂关于邮票的对话，几乎全是花卉、果蔬名称铺陈，便用了2000字，信息之密，几令人晕头转向，其中一段写道：

　　“蓓蒂说，苹果，生梨，花旗蜜橘，葡萄，卷心菜，洋葱头，黄瓜，洋山芋，番茄，芹菜，生菜，大蒜头，大葱，香菇，蘑菇，胡萝卜，香瓜，西瓜，外加火腿，蹄髈，熏肉，鳟鱼，野鸡野鸭，统统堆起来，下面台布，旁边有猎枪，子弹带，烟斗，烟斗丝，猎刀，捏皱的西餐巾，银餐具，几只切开大面包，小面包，橄榄油，胡椒瓶，几种起司，蛋糕，果酱，白脱奶油，辣酱油，牛奶罐，杯子，啤酒，茶壶，葡萄酒，旁边，是厚窗帘。阿宝说，乖小囡，记性真好，静物小全张，大面值法郎，一般的集邮簿，绝对摆不进的。”

　　这类语言，在《繁花》中比比皆是，短促的词汇堆叠，绵密不透风。这类“报菜名”一般的语言绝非现实语言，它属于文字，在纸上有着文字的美感，然而这类文字又带有节奏，从视觉作用于听觉，爽快清脆，是说书人话语。

　　又如芳妹与陶陶相吵，说的尽是男女之事，陶陶离家出走，来到小琴处寻安稳：

　　“造化弄人。这天半夜，陶陶昏头昏脑回到延庆路，进门竟然一吓。房间里，取暖器烧得正热，台面上一只电火锅，一盆羊肉片，一盆腰花，还有馄饨，黄芽菜粉丝腐竹各一盆，一对酒杯，两双筷，两碟调料。小琴穿一件湖绉中袖镂空睏袍，酥胸半露，粉面桃花。”

　　不先写人，而写火锅，不笼统地写，而是仔仔细细、慢慢铺排地写。陶陶静下来，读者也先静下来。静而有意，这是高级写法，写的虽是不上台面的事，但文字格调不沦于龌龊。“上帝不响”，读者也是上帝，太阳底下无新事，无论羊肉腰花，事无巨细，便是一切似有意义又似无意义，静下观瞧即可。

　　似口语又似书面语的语言，将读者从书中花花世界拉出，保持距离，另眼旁观，不至于亵玩。而故事脱离于文字，化为真实的人来人往，那些话语从人口中说出，便不是这般感受了。

　　将文字转化为戏剧节奏、视听语言，又保留原著的底色，是每个改编者都要面对的难题。不同类型的改编作品各有其貌，亦是一种繁花似锦。

　　王家卫对故乡的一份情怀

　　(商志刚，民盟上海市静安区委会秘书长)

　　在电视剧《繁花》中，我看到了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高超的制作水准，也不禁回想，香港的文化、香港的电影在70年间的发展历程。

　　抗战结束以后，香港作为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的主角之一，彼时鲜有名家名作，大批内地的特别是上海的导演、演员到了香港，他们创办电影公司、文化机构，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大家熟知的影坛三兄弟——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他们的母亲红薇就是从上海过去的影星。伴随着内地对香港电影的影响，香港影视业不断地积累、发展，铸就了香港影视文化的经典和不朽。20世纪8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上海滩》里，由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那潇洒的身姿，由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那迷人的回眸一笑，成了几代人难忘的记忆。

　　王家卫出生在上海，1963年随家人由上海来到香江之畔。在香港，他拍摄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从成名作《旺角卡门》到大放异彩的《花样年华》，他的很多作品里有上海的元素，更有香港文化积淀的成果。

　　香港和上海两地文化相通。王家卫的电影里满怀着对故乡的情怀和寄托。在电视剧《繁花》中，充满上海风情的对白，曹家渡、静安寺、大自鸣钟、北四川路等熟悉的地名，从中我们看到王家卫的一份真挚乡愁。

　　原著小说和电视剧是对那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对上海民风民情以及城市变化熟稔于心的老上海人的一份真实记录。原著作者金宇澄是上海人，普通老百姓如何买一根油条、如何用一张草纸，在小说中都有真实的体现。

　　改编是对导演的重要考验。在电视剧的光影交替中，我们看到平凡人在时代的潮流中呈现出种种不平凡，也看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在改革开放中昂然向上的拼搏和奋斗，看到上海融入世界的激情和努力。

　　上海何以成为海纳百川的上海？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个个平凡而昂扬向上的小人物。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上海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每一个上海人都不甘于平凡，都愿意在这一座城市中发光发热。

　　一部《繁花》，是钩沉沉思，更是蓄力前行。诚愿上海的明天更好。

　　《繁花》中的民营经济元素

　　(王昌范，民建上海市委会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

　　普通话版、沪语版电视剧《繁花》同时播放，着实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墨镜导演”王家卫打磨三年，首部小荧幕作品姗姗来迟，哪能不引人关注！

　　电视剧《繁花》的影像语境无疑是高级而艺术的，剧中的摄影、构图、运镜、色彩、影调、节奏、剪辑、音乐、音效……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一般而言，一部剧，观众的关注度往往在于剧情发展、男女主角、影星演技……而剧情叙事中，通过角色揭示一个时代命题往往被忽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总量递增的关键时期。《繁花》中的“爷叔”“宝总”(原著中的阿宝)“玲子”“李李”，黄河路上饭店的老板娘，“杭州小老板”(即湖西针织厂的“范总”)，以及宁波针织厂的“小宁波”，他们实际上都是商业经营者，随着市场经济大浪淘沙，有的由个体经营户发展成为民营企业家。

　　游本昌出演的“爷叔”被描写为老上海有丰富“商战”经验的工商界人物，曾因“投机行为”被关进“提篮桥”(监狱)。电视剧第一集便是“爷叔”被释放后，阿宝(胡歌 饰)找他“取经”。

　　在与阿宝合作前，“爷叔”几次测试阿宝，是否守时、是否说话算数。当阿宝凑足6000元，一路狂奔，准时出现在指定地点时，“爷叔”认为这个人可以合作。在往后的合作经营中，“爷叔”教会了阿宝做生意，更教会了阿宝做人。阿宝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宝总”。

　　“杭州小老板”“范总”(董勇 饰)是一个乡镇企业家。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一种形式，“范总”承担着有300多名员工的湖西针织厂的经营责任，该厂生产的“三洋牌”针织产品，不光打进南京路著名的“沪联商厦”，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外贸“单子”，争取出口创汇。“范总”为此左冲右突，不顾一切，拼命巴结“宝总”。

　　“范总”这个角色是属于被讽刺被嘲笑的人物。在沪语版里，“范总”讲的是苏北话，在老上海，在上海滑稽戏中，人物使用“苏北方言”一般均是被“戏谑”的对象，而观众如果同为做企业的人，难免会对“范总”心生同情。

　　宁波针织厂的“小宁波”(喻恩泰 饰)，角色设置也是一位乡镇企业家。起先，他试图仿造“三羊牌”的针织产品，制造的产品几乎可以乱真，是“宝总”引导他有品牌意识，打造自己的品牌，遵守法纪，走入正途。

　　剧中，“宝总”将这批仿冒的针织产品存放在进贤路“夜东京”餐馆里，原本是想观察市场变化再做决定，而在商品紧缺时代，货物一进一出，高额利润的诱惑，导致“夜东京”老板玲子(马伊琍 饰)跟她的投资人(也是“老相好”)“宝总”发生口角，这段戏演得十分到位。戏剧冲突集中在某个点上，实际反映着冲突背后那个时代的人的利益观。

　　《繁花》无疑包含着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这朵盛开的“鲜花”。众所周知，企业家命运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与时代同呼吸、共患难，民营企业家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感谢《繁花》，让我们静心审视新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各项举措。我们有信心，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使“四分天下有其一”民营经济再闯出一片新的天地。(完)(本版文字由《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