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晋陕高原石峁都邑的发现与解读

石峁遗址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市，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北区域。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处于400毫米降水线的分界区，地理学意义上，这里是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也是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分界线；从时间节点上讲，石峁遗址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21世纪，处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中国国家形成的核心时间节点上。我们结合了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将实验室延伸到考古现场，复原4000年前北方地区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生活图景，掀开被尘封的辉煌历史。

1958年冬天，在陕西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石峁遗址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四位同志来到了石峁山遗址，建议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部门予以勘察。随后的1963年、1981年，先后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考古人员走进石峁遗址。2010年，我们接到神木市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的报告，说当地出现了很多专门收藏石峁出土玉器的藏家。这些藏品让我们极为吃惊，特别是看到在考古学上象征着高等级社会、高等级族群存在的金属制品和彩绘的陶器。这使我们下决心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要求对石峁遗址进行主动的调查和发掘。又经过十余年时间，石峁遗址的格局和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

石峁遗址的外城呈现半包围结构的状态，考古学家最先进行发掘的，就是石峁遗址外城的东门址，并在这里发现了两类特殊现象。其一，在建筑过程中，许多玉器被有意地放在墙体里。据推测，古代有以玉石为圣物的信仰和观念，玉在历史上不是普通意义的生产工具，更承载了军事意义和权力意义。在建筑设施上使用玉器，其最大的功能是要满足辟邪的神话职能。石峁的统治者以玉示神，祈求风调雨顺，展示出对神明的恐惧、崇拜和敬仰的复杂感情。这说明，石峁的外城东门址不仅是一个建筑结构复杂、体量庞大的石体屏障，更是符合用玉辟邪的巨大精神屏障。其二，东门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石体上，曾有大量的人在此被杀，埋藏在地基之下。据测，被杀的人和石峁墓葬里的人来源不同，体貌特征也有区别，很有可能是来自东北方向的敌对势力。此外，城外进入城门的墙上有几百块残存的壁画，这批壁画尽管图案简单，却是中国历史早期数量最大的一批壁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美术史意义。

内城核心区域是中上层社会主要的生活区域，有大量的石墙，整个石墙的宽度在2.5米左右，蜿蜒曲折、随山走势，构成了比较封闭的空间。内城区域存在很多小的聚落，在一处居葬遗址出土了窑洞式排房和墓葬，可以看出当时的石峁普通人住在一室一厅的窑洞房子中，在地面铺石灰用于防潮和美观，死后就近埋葬。同时，内城中也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旁边的两位殉葬人员卑躬屈膝，面朝墓主，这是中上层社会人群的葬仪形态。

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是皇城台，其呈现巍峨壮观的金字塔状结构，顶部平整。工匠把山削成阶梯状，从远处运来石头，垒砌七八十米高的石墙，这本身是建筑史上的难题。这样大的工程，只有具备集约政治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强大国家才可能完成。从皇城台和外墙东门址来看，石峁的王国有总规划师和设计师，在城址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皇城台上也发现了玉器。这些玉器是掌握占卜祭祀权力的阶层所用的礼仪用器，是服务上层社会的政治工具，也是石峁社会彰显出的与小聚落不同的重要象征。

石峁遗址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这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很多其他区域的文明荟萃交融，形成了石峁这样一支独大的王国。石峁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与陕西中南部的陶寺遗址的密切关系。有学者通过DNA分析，揭示出陶寺遗址中晚期，一些人是外地来的。此外，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相距几百公里，整个文化面貌却展示出很多趋同性，发现了很多相似的东西，两个大型的都邑遗址在城市的规划、结构、彩绘图案、祭祀、乐器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陶寺又与周边的二里头不同，只和北方的石峁相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陶寺都城的形成很可能是石峁人因气候变化向南迁徙的结果。在距今4300年前后，整个晋陕高原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石峁为代表的很多区域性政体从涓涓溪流汇聚成了江河大海，形成了中华文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在发掘的同时保护好、利用好遗址，是考古学家、考古工作者向世界、向中国展示中华文明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期待石峁在更多学科、更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被保护得更好，考古和研究获得更多发现。石峁遗址的申遗工作已经启动，我们也期待石峁以它的特殊性、独特性、完美的保存状态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