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媒人”哄抬彩礼、为争面子相互攀比 当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

　　“职业媒人”哄抬彩礼 为争面子相互攀比

　　当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

　　历经40多天的筹备，晓东和筱雅的婚礼10月2日在甘肃省庆阳市圆满礼成。晓东向岳父母求娶筱雅的聘礼包括“三金一钻”，即1只古法实心金手镯、1条四叶草金项链、1对金耳坠、1枚30分钻戒，以及16.8万元彩礼现金。

　　站在鲜花和气球中间，面对宾客的祝贺，这对新人内心其实有点苦涩。

　　订婚前商定彩礼时，筱雅父母提的要求是“三金一钻”外加18.8万元现金，晓东父母感到无法接受。几番“讨价还价”，双方家长心里都不痛快，婚事差点“黄了”。在媒人的“说和”下，彩礼最终定在了16.8万元。婆家经济并不富裕，这笔彩礼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给小两口的婚后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筱雅对此却无可奈何，感叹：“我的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和媒人商定的。”

　　今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四次点名高价彩礼问题。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比如规定彩礼限额标准、提倡零彩礼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国多地抵制高价彩礼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同时，由于世俗观念的影响，以及一些职业媒人的推波助澜，仍有不少青年与筱雅他们一样，对自己的婚嫁彩礼问题缺少话语权。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

　　筱雅自认为是“独立女性”，近两年用攒下的几万元与小姐妹合伙经营一家美容店，做美甲、美睫、面部护理，积攒了些稳定客源，每月刨去开支净收入6000多元，租住在一间公寓房，买了代步车。

　　她和晓东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晓东的职业是房屋中介，年收入与筱雅差不多。去年他俩用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帮衬，按揭购买了一套新房。晓东父母请托当地小有名气的职业媒人王玺，联系筱雅父母提亲。二老觉得晓东做人做事踏实稳重，同意了这门亲事。

　　眼看婚事“有戏”，媒人王玺开始多次向筱雅父母建议多要彩礼，还说经他介绍成婚的年轻人，彩礼都在15-25万元，“你姑娘优秀，是个创业小老板，事业前景好，养个女儿不容易，彩礼要跟着风俗行情走”。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筱雅曾劝说父母，“别要太多，晓东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晓东弟弟上大学”。但父母更愿意听从媒人的建议，还提醒女儿：“婚姻大事上不要‘恋爱脑’，能拿出多少彩礼，代表着晓东家有多大诚意。”

　　在王玺的劝说下，这桩婚事的彩礼最终定在16.8万元。订婚那天的最后一项仪式是“谢媒”。晓东和筱雅的父母分别拿出2000元“谢媒钱”给了王玺。宴席临近结束，王玺特意对着双方家长“将丑话说在前面”：“倘若两个年轻人悔婚、闪离，涉及钱财的事，别来找我。”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彩礼问题上，我并不‘自主’。”筱雅说，小城市的人注重传统婚嫁习俗，普遍比较重视彩礼，“有的职业媒人就在彩礼上动心思，煽动女方家庭哄抬价码、从中抽成赚钱”。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27岁的赵梦琪今年5月和初中同学王罡结婚了，在彩礼问题上，她也感到比较无奈。春节订婚前，当赵梦琪说出“零彩礼或象征性收一点”的想法时，父母坚决反对，“聊了三四次，也没能统一意见”。

　　和一些同龄已婚女性朋友交流时，赵梦琪了解到，一些人嫁女儿时，或为了攀比、争“面子”，或受到环境压力和媒人“带节奏”，会提出大额彩礼要求。但男方家庭除承担买房和装修开支外，还需负担十几万甚至20多万元的彩礼，压力非常大。

　　“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的农村老家，大部分职业媒人是无业群众。他们收集掌握着几十或上百名适婚男女青年的个人信息，包括农历出生日期、身高、学历、职业与收入、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有无房和车、择偶需求。“这些信息都记在本子上，有些是本人或家长主动联系告知的，有些是自己平时打听到的。”职业媒人王玺说。

　　王玺给人介绍对象有七八年了。起初，有人找他帮忙给孩子打听合适的对象，他陆续介绍成功过几对新人，还收到过皮鞋、烟酒等谢媒礼。后来，问的人多了，他便觉得这是个营生，索性每到乡镇的赶集日，就端个小板凳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守着，等别人找他介绍对象。一同守候的，不止他一个媒人。时间久了，当地人管媒人聚集的地方叫“人市”。

　　在甘肃庆阳，群众戏称媒人说亲是个“跑断腿、说破嘴”的辛苦差事，有个风俗是：说定婚事后，双方家长要赠送皮鞋作为答谢。近些年，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将送皮鞋改为送现金，抑或二者皆送。为赚取谢媒礼，一些职业媒人怂恿女方家长索要大额彩礼及服装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等，从中抽成10%甚至更多。在临近的陕西省一些地区，彩礼还包括“离娘钱”“菜水钱”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职业媒人的业务有淡旺季。”王玺说，春节前年轻人返乡时段最忙。有时，说一个媒，一天要跑两个地方，上午介绍男女双方见面，下午带他们“看家”(到双方家中了解家庭居住环境——记者注)。

　　王玺的说媒过程，从互推联系方式、约线下见面，到提亲、订婚，快则半月、慢则一个月，原则就是最多约3次见面，互相没好感就重新介绍。“年轻人返乡时间紧张，一般往两边跑三四趟就能‘说成’。能不能‘说成’，关键就是谈彩礼。”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终要回乡生活，更愿意在家乡找对象。”年轻人闲时喜欢看短视频，王玺就把说媒业务转战到网络上，白天将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等内容发在短视频平台上，还会发一些介绍成功的年轻人订婚、结婚的视频，画面里有一摞摞的彩礼钞票、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还有“谢媒”业绩，标注“有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就开直播安排年轻人线上见面。

　　这些业务并非免费。王玺说，现在年轻人的恋爱择偶观念更多元化，对外貌形象、工作收入、房子车子等条件都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帮他们找到心仪的人，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生活的县域，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婚后居住在农村，倾向于要求男方在县城或市区买房。男方家庭婚前买房，全款加装修费用近100万元，如果办商业贷款，首付款加装修费最少也得近40万元。倘若家中有两三个儿子，经济负担“重如山”。“媒人谈彩礼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婚俗和利益，而不考虑这些家庭的现实经济状况。”筱雅说。

　　赵梦琪平时比较关注社会热点。在一些常用的短视频平台，她也发现，同城频道用户中活跃着很多职业媒人。有人自称自媒体从业者转型，有人挂出了婚介实体店名称和地址。除单身男女青年婚介信息外，发布的内容还包括“没房没车没存款，即使再老实可靠，也没有女生愿意嫁给你”“二婚怎么谈彩礼”“想闪婚的私信聊”等。

　　“这些言论，明显与当下倡导的婚恋文明新风相悖。”赵梦琪说。

　　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赵梦琪的母亲刘萍祖籍在甘肃东部一座县城。刘萍说，20世纪，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一些县(区)，年轻人举办订婚或结婚仪式时，会现场展陈女青年手工缝制的被褥、布鞋和鞋垫、刺绣枕套、门帘、香包挂件等。这些物件被称为“陪纺”。“陪纺”越多、针线活儿做得越好，越能说明女青年心灵手巧、具备较好的生活技能。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向好，展陈的物品发生了变化。

　　“‘陪纺’依然有，但人们开始认为，就算再多，也并不值钱。”刘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男方赠予女方的彩礼现金、首饰、服装鞋包、品牌护肤化妆品等，以及女方家长赠予的陪嫁车、家电、名表等贵重物品。

　　赵梦琪曾在参加的婚礼仪式上见到，有人为女儿办出阁宴时，将陪嫁物品清单以红榜的形式张贴在宴会现场醒目处，或将崭新的甚至还没挂牌的陪嫁车开到宴会现场，供宾客了解观赏。有人找货车将陪嫁的大型家电运到宴会现场，实在不好搬运的，就将外包装空纸壳摆在现场显眼处。也有的女方家庭会展示两把陪嫁钥匙：房钥匙、车钥匙。

　　“小城市是个‘熟人社会’，人都有从众心理，会跟风效仿这些做法。一旦流行起来，想破规矩不容易。”赵梦琪说，在攀比、争“面子”的心态下，女方家庭会提高彩礼金额要求。比如，谁家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或端上了“铁饭碗”，谈彩礼时，媒人会建议女方家长：“农村没上过大学的女孩出嫁彩礼，还有二婚的，都十五六万元，甚至20多万元，咱们不能比这些低。”

　　00后李爱媛从小生活在陕西省靖边县一个农村家庭，目前单身。她常听长辈说“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养大的女儿，嫁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多要点儿(彩礼)，不是亏了嘛”“彩礼给得多，对方不敢轻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姐姐们交流得知，因为高额彩礼，有的男青年借钱、刷信用卡甚至借网贷结婚，婚后又因经济压力产生家庭矛盾；有人举全家之力买房装修后，积蓄所剩无几，拿不出20多万元的彩礼，选择放弃感情、另觅良缘；也有的女青年会积极向家人争取降低彩礼要求。

　　“当下的年轻女性既要遵从传统婚俗观念，又要响应婚恋新风，需要正面应对彩礼问题。”李爱媛说，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彩礼的提案。她建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对婚嫁彩礼明确约束性标准，并将“限高”规定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和乡贤作用，引导村民执行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制定“媒婆公约”，杜绝收受高额回扣；紧抓重点人群，将婚丧嫁娶情况纳入对党员干部的考核述评、晋级晋职、监督管理，实行承诺报备制度。

　　甘肃省镇原县一名乡政府干部表示，按规定，婚介机构由民政部门审批登记、监督管理，但平时在当地农村参加年轻人婚礼时发现，民间仍活跃着一些无注册、无登记、“脱管”的媒人，其中不乏哄抬彩礼、赚取高额抽成者，还有媒人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建议民政部门摸清这类人员的数量和情况，从严管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岩】